二卷。清江永(1681—1762)撰。江永字慎修,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一生著录甚多,有《周礼疑义举要》等书。是书上卷首论蔡元定的律书,次论五声、黄钟之宫、黄钟之长、黄钟之积、十二律、三分损益、二变声、变律。下卷首论琴,次论四清声、旋宫、乐调、造律、候气,最后为律吕余论。该书大旨以琴音立说。古人都以管定律、汉代的京房作准定数,由十二律生成六十律,后又生成三百六十律,这是以弦求声之开端。江永之说大约便根源于此。然而管音弦音在生声取律上稍有不同,所以难免有点牵强。然而其论黄钟之积、论宋儒算术之错误、论律生于历诸条都能自出新意。江永深精算法,所以对律度都能推算精确。至于定黄钟之宫,则根据蔡邕之《月令》中的章句以校定《吕氏春秋》的讹误,并纠正《汉书·艺文志》删削的错误。江永能发前人所未发,所以其说可以作为一家之学。是书有《四库全书》本、《守山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艺术类》本。 查看详情>>
不分卷。廖平撰。此书为廖平早期著作,共十八个编目。篇首是《王制义证凡例》,体现了廖平治经的根本指导思想。据廖平之孙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载,廖平35岁时,经尊经同人撰《王制义征》,“以《王制》为经,取《戴记》九篇外,《公》、《榖》传、《孟》、《荀》、《墨》、《韩》、《司马》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纬候》,今学各经旧注,并及两汉经学先师旧说,务使详备,足以统帅今学诸经。”可见《王制》在其治经中的地位。《王制义证凡例》皆述素王(孔子)改制事,廖平以《王制》说《春秋》,因此全与《春秋》名物制度相吻合。《今文诗经古义疏证凡例》以诗本托兴,专主孔子,以“三颂”(《周颂》《鲁颂》《商颂)为三统循环,全诗比属凡例直同《春秋》。《今文尚书要义凡例》强调今古学之分在礼制,不在文字义理。《公羊春秋补证凡例》是廖平极为注重的一篇,自光绪十三年始治《公羊》,尔后数十年补证考订,可谓是其得意之作,因此最为可取。《榖梁春秋经传古义凡例》不用东晋范宁的注解,虽仍以《王制》为准,但通用先师旧说,时而间下己意,或对旧注不完整的地方又加以详细注解。总之,廖氏在治此经时态度十分审慎严谨。《春秋古经左氏说后义补证凡例》,西汉经学博士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清末今文经学家认为《春秋左氏传》为刘歆增益,刘逢禄撰《左氏春秋考证》,排斥《左传》,廖平作《古学考》,也认为《左传》一书出于天汉(汉武帝年号)以后。但后因张之洞笃信《左传》,张在广东督任时致意廖平纂《左传长编》,后在《左丘明考》中竟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因此也招来了世人的白眼,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以廖平《三传》同出于子夏之说,为穿凿附会,令各学堂毋得聘请廖平讲学。《礼记凡例》及《两戴记凡例》,除归本《王制》外,别无新意。《周官考证凡例》谓《汉书·艺文志》有《周礼说》四篇,今其书不传,大概已附入经文之中去了。《易经新义疏证凡例》说六爻分配六经,八卦配九州,四爻配帝王周孔,六十四卦分配八佰五十六卒正,可见其穿凿之至。《论语汇解凡例》,认为《论语》所记,都是弟子后来追录的,虽不是传经的重要依据,但以圣人广大无所不包的“微言大义”,来确立孔子晚年改制的思想,却是廖平治经的根本出发点。也与他后来在《孔经哲学发微》一书里体现的思想是一致的。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刻版、《六译馆丛书》本。 查看详情>>
一卷。宋俞庭椿撰。除着有《周礼复古编》外,还有《北辕录》已佚。“周官补之”之说,创于南宋初年。俞庭椿认为:《周礼》司空之官,多散于五官之属,《冬官》不亡,特错简置五官之中,因割裂颠倒,以足其数,遂着此书以考六官之讹误。《周礼复古编》认为五官所属皆六十,不得有羡,羡者皆取以补《冬官》,对此,后人多不以为然,责备此说凿空臆断、谬妄无据。又认为《天官》世妇与《春官》世妇,《夏官》环人与《秋官》环人,为一官职重复,应省而并之。对此《四库全书总目》驳之曰:“其说似巧而其谬尢甚”,认为二世妇与二环人职掌各殊,并以序官考之,其驳较为正确。总之,尽管《周礼复古编》观点有所偏颇臆断,但其不固成见,开了《周礼》研究复古学说的先河,创《冬官》不亡的新学派,对后世颇有影响。元代邱葵,吴澄研究《周礼》则沿用俞的学说。直至明末,此学派仍存。清儒对此极为不满,《四库全书总目》说“故特存其书,着窜乱圣经之始,为学者之炯戒”,《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着变乱古经,自是人始也”,未免偏颇。复古学说在《周礼》研究上有一定地位,对促进理学发展有一定影响,《周礼复古编》在学术上有参考价值。此书,《宋志》载三卷,《四库全书》中为一卷,标为陈友仁编,为陈友仁订正《周礼集说》将此书附于其后。版本有:明刊本、淡生堂余苑本、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补《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查看详情>>
梁启超的伦理论文。指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利他;破坏与成立等十种德性的相互关系。原为在日本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时的讲稿,经整理后载《清议报》第82、84册,1901年6月16日、7月6日出版,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5卷。他认为独立就是要有人格、人权,不要做奴隶,但要关心群体;自由就是要充分享受人权,但要服从法律,“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他人之自由为界”(《梁启超选集》)。自信是对自己人格、人权、能力的自我肯定,但不能自傲,“愈自重者愈不敢轻薄天下人”(同上书)。自私利己并非恶德,“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同上书)。但利己时必须爱他,方能真正利己。“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进焉。”(同上书)崇信西方资产阶级一贯提倡的“合理利己主义”。最后提出要在破坏旧道德过程中建立新道德。他详论个人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目的在于要使人们明白,“知有合群之独立,则独立而不轧轹;知有制裁之自由,则自由而不乱暴;知有虚心之自信,则自信而不骄盈;知有爱他之利己,则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坏,则破坏而不危险”(同上书)。 查看详情>>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成书于汉代,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 ,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 查看详情>>
一卷,明高拱著。高拱以为自宋以来,说《春秋》者穿凿附会,欲尊圣人而不知其所以尊,欲明书法而不知其所以明,因作此书,推原经意,以订其谬。首论《春秋》天子之义,非以天子赏罚之权自居;次论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时;次论托于鲁史,因其周礼尚存,非以其周公之后而假之;次论王不称天,是偶然异文,滕侯称子是时王所黜,圣人断无削贬天子、降封诸侯之理;次论齐人归郓讙龟阴田非圣人自书其功,深斥胡安国《春秋传》以天自处之非;次论《春秋》作于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乃孔子卒前一岁,适遇获麟,因而书之,经非感麟而作,麟亦非应经而至;次论说经以《左氏传》为长,胡安国之书是有激而作,其余诸家纷纷不休,多由误解“天子之事”一语而生。所论多得本意,与其他诸儒附会之说绝异。 查看详情>>
《家庭宝筏》是别樵居士编纂的一本戒淫的善书。别樵居士,生平不详。共有总论、好色必死、纵欲则学业无成、纵欲则子孙不蕃、节欲、制心、避嫌疑、戒谈闺阃、谨交游、勤职业、禁淫书、禁挟妓、论妾、防闲子弟、及时婚配、奸近杀、名节、保全用人名节、溺婴堕胎、因果、考验功过二十一个章节。 查看详情>>
北宋欧阳修撰。全书十六卷,对《诗经》诸篇先以“论曰”为题,畅言前人之说,然后以“本义曰”表明作者对各诗主旨的看法。又以时世论、本末论以及豳、鲁、序三问阐述对个别诗篇及诗序的看法,书后并附《诗图总序》及《亡郑谱》以助对《诗经》的理解。伴随着北宋初期政治上的革新运动,表现在思想上即要求用新的义疏来阐释汉唐以来的诸经文本,《诗本义》即是第一部对《诗经》研究史上的《诗序》、《毛传》、《郑笺》进行大胆批评的著作。欧阳修自述“于《诗》常以《序》为证”,及“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之故,但并不全遵《诗序》,遇其“有小失”,便“随而正之”,并强调“惟《周南》、《召南》失者颇多”。对于毛、郑二家之说,既不妄加非议,又务求《诗经》本义,吸收其正确观点,纠正不足之处,并言“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对二家诗说进行了大胆指摘。 这种对《诗序》、《毛传》以及《郑笺》敢于非议、指出其缺点的做法,动摇了《诗经》学上的汉学地位,为进一步探求《诗经》诸篇的本义,起了开拓作用。 查看详情>>
又称《守白论》。战国末公孙龙作。《汉书·艺文志》列为名家。十四篇。西汉扬雄《法言》称“龙诡辞数万”。《隋书·经籍志》列为道家,称《守白论》。宋时仅存六篇。据明正统道藏本,次序为《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凡一千九百余字。一说《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误,本为六篇。清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以本书汉志所载,隋志无之,而定为后人伪作。首篇《迹府》为传记,系后人辑录公孙龙事迹而成。《名实论》为全书总论,立“正名”原则。《白马》、《指物》、《通变》、《坚白》为其“正名”原则的具体体现。为研究公孙龙名辩思想的主要材料,在先秦逻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唐至今,注说者数十家。主要有成玄英、王应麟、谢希深、宋濂、杨慎、傅山、陈澧、孙诒让等人,今人有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王启湘《公孙龙子校诠》、伍非百《公孙龙子发微》、庞朴《公孙龙子研究》等。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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