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定之有《易经图释》，已著录。初，英宗北狩，也先乞遣报使，景帝不许。定之疏引故事以请，帝下廷议，竟不果遣。天顺改元，定之由右庶子调通政使，历官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盖以是疏蒙遇也。此书所记，即英宗北狩之事。自言参用杨善《奉使录》暨钱博所述《袁彬传》。其曰出征之月为否卦用事之月，回銮之年当景泰纪元之年。先以否，继以泰，虽世运而关天数焉。盖所记讫於英宗初归之时，未叙及后来丁丑复辟之事，故其立言如此。其曰身备史官者，正其迁右庶子时。他书引此，或作阁老刘定之撰者，据其所终之官言之耳。 查看详情>>

史料笔记。十六卷,辑录者为钱泳、徐锡麟。成书于嘉庆、道光之际。(早期刊行时曾取徐、钱二人姓氏偏旁,署名“余金”纂辑。)。杂录清代初年至嘉庆各朝史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水利、农艺、人物轶事等。其中采录了一些民间传说、故事,如《吕祖遗矢》、《秦岳之仇》、《卖菜者拾金》、《王某救母》。 查看详情>>

俞蛟，会稽山阴人，字清源，号梦厂居士。自幼失学，一生不得志。乾嘉年间曾于豫、楚、西粤、燕、赵、齐、鲁等地“辗转为幕”，“奔走四方”，见闻较广。《春明丛说》二十九则。其所闻所见，辄留意于笔端，总名之曰《梦厂杂著》，《春明丛说》即其中的一种。其杂记官衙内幕，市井百态，琐事轶闻居多。其笔法与《聊斋》相似，然“其叙事一本于现实……盖摒去《聊斋》、《阅微》、《新齐谐》、《今古奇观》之诞妄，以历史家之眼光加以组织而成”，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为清代野史笔记中的名篇。今据民国石印本整理。 查看详情>>

该书专记清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清水教首领王伦聚众攻占临清，起兵反清一事。俞蛟当时客居临清，故其所记多为亲历，史料价值极高。今据民国石印本整理。 查看详情>>

《珩璜[héng huáng]新论》宋代笔记。传本或作1卷,或作4卷。孔平仲著。此书一名《孔氏杂说》,吴曾《能改斋漫录》引作《杂说》。原本卷末有淳熙七年(1180)吴兴沈诜《跋》,称渝川丁氏刊板,已名“珩璜论”,可见当时此书已有2名。四库采进诸本,刊本皆题《杂说》,抄本皆题《珩璜新论》。以考证旧闻为主,其间也有托古事以发议论的内容。可供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学者参考。今传各版本篇卷、内容略有差异。 查看详情>>

宋代笔记。《四库全书》馆臣所见本不著撰人名氏。《说郛》本题为“宋邢凯撰”,亦不详其爵里时代。据书中内容知成书于宋宁宗以后。原书散佚,不可知其卷帙。《四库全书》本系从《永乐大典》辑录而成,凡数十条,编为1卷。此书多考证经史之文字典故,体例与程大昌《演繁露》、洪迈《容斋随笔》大体相同。分条记事,内容广泛,考证精详,多有可取之处。 查看详情>>

史料笔记。全书包括正集6卷、续1卷,共7卷。清赵翼著撰。成书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赵翼,字云崧,一作耘松,号瓯北,又号三半老人。生于雍正五年(1727年),卒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江苏阳湖县(今武进县)人。系清中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乾隆二十六年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曾任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先后四次扈从乾隆皇帝至承德木兰狩猎,后赴任广西、广东知府、贵州贵西兵备道。此书约成于作者84岁左右,是他平生零星笔记文字的汇辑。内容广泛而充实,既有记述朝廷政要、经济贸易、民族往来、宗教信仰、风俗人情、奇闻趣事、诗文书画、读书心得等各个方面。 查看详情>>

明代文言轶事小说集。一卷。明陆釴撰。此书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记为三卷,入制书类; 《钦定续通考》、《四库全书总目》则无卷数,入小说家类。今存《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本、 《历代小史》本、《明钞五种》本、《纪录汇编》本、《续说郛》本、《五朝小说》本、 《娄东杂著》本、《说库》本等,为一卷。此书杂记当朝事实,如朝事、民情、地舆、物产等,约八十来则。 本书记述作者任官期间耳闻目睹之事,亲历之政务,亦有收录。其中亦记太宗教庶吉士甚严、状元许观逸事等。有纪录汇编本、历代小史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今有《中华野史》标点本。 查看详情>>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拱在内阁时，值俺答之孙把汉那吉率众来降。拱决策胁俺答内附，且定封贡、互市诸约。因记其前后本末为此书。考之《明史》，把汉那吉既降，总督王崇古上言，宜给官爵，丰馆饩，饰舆马，以示谙达。谙达急则使缚送诸叛，不听即胁诛巴罕牵沮之，又不然，因而抚纳。据此，则封巴罕以胁谙达，乃崇古先主其计，拱第力赞成之。而此书乃谓己先定计，遗书崇古，使之奉行。与史不合。又《明史》本纪谓高拱及张居正同主是议，居正本传亦同。而是书乃略不及居正。亦可见拱之矜功自伐，其所纪未足尽凭也。 查看详情>>

六卷。明高拱撰 。此书成于万历四年 (1576年)，距高拱罢归之日已是十三年了，所以其开卷即以否泰两卦君子小人消长为言。其中论裴度、论刘晏，皆阴以自比。论李林甫、论哈玛尔，皆以阴比徐阶。论卢怀慎，则阴比殷士儋辈，因不满于世道而发愤作此书。书首高拱在自序中说：“予尝有言曰：天理不外于人情，然圣人以人情为天理，而后儒远人情以为天理。是故圣学湮，圣化窒。夫事有本情，而人有本心。出吾本心，以发事之本情，则议道而道不暌，作之于事，可推四海而准，通千古而不谬。何者?天理人情固如是也，故曰君子中庸。又曰和，夫中也者，言乎其当也。庸也者，言乎其平也。和也者，言乎其顺也。皆本人情。不远人以为道，作本语。”其中有些内容甚为舛误，如其言隆庆六年宿良乡梦见孔子之类，颇为夸诞。又如谓无意之妙非意之所能为，故圣人贵忘之类，也颇涉虚无。至驳伊川说春秋灾异一条，欲破董仲舒、刘向、刘歆之说，遂谓天道不关于人事，尤为纰缪。其它辨诘先儒之失，抉摘传注之误，词气纵横，亦其刚狠之余习。但其中也颇有剖析精当之处，不可磨灭。卷五以下，皆论时事，颇切中明季之弊。如其谓：今人只用形迹，更不察实，故有务为夙夜奔走之状以为勤者，然有益于事则鲜，务为慷慨忧时之说以为忠者，然有济于事则鲜，夫无益于事，勤于何有，无济于事，忠于何在?若在上者惟要诸有益于事者为勤，有济于事者为忠，而形迹不得以为溷，则务实者既可以奏功，无实者亦不敢增扰。等等。《明史·高拱传》称其练习政体，有经济才，在此书之中也时有体现，对后世亦不乏有参考价值。此书有明刻本、《指海》本、《四库全书》本以及 《丛书集成初编》 单行本等。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