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战国末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所编写的一部政论文汇编。又名《吕览》。约成书于秦王政六年。原书分“十二纪”六十篇，“六论”三十六篇，“八览”六十四篇，加“序意”一篇，计有一百六十一篇。但因“八览”亡一篇，故现存一百六十篇，合为二十六卷。《吕氏春秋》一向被视为先秦杂家的著作，但这是综合各家思想之所长，具有基本统一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的著作，而不是各种思想学说的机械拼凑。本书以道家为主，儒家为辅，兼采墨、法、名、农各学派学说，集先秦诸子之大成，可以说是杂家的代表作品。书中保存了先秦各学派的许多资料，汇集了先秦各派比较进步的思想，如道家的“贵生”、墨家的“薄葬”、法家的“察今”、农家的“上农”等，惟于鬼神迷信所不取。此外，还保存了不少古史旧闻，以及天文、历数、农医、音律等方面的知识。所以，这是一部有多方面价值的古代文献。《吕氏春秋》是从先秦向西汉过渡时期的产物，要了解先秦和秦汉的哲学史、思想史，都不能离开《吕氏春秋》。它的许多珍贵的思维经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东汉高诱曾为此书作注，对本书的整理和保存作出过重大贡献。近人许维遹(yu)根据七十九家校注作的《吕氏春秋集释》考证比较详，颇利于阅读。 查看详情>>

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玄与公彦有《周礼注疏》已著录。此书为记载周至战国时期儒家传习礼仪的最早著作。自西汉高堂生所传《士礼》今文本，数传而有大戴(戴德)本、小戴(戴圣)本及刘向《别录》本。郑注兼取今文本及古文本十七篇(出自孔子壁之《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今文经大体相同)，“其从今文而不从古文者，则今文大书，古文附注”;“从古文而不从今文者，则古文大书，今文附注。”其所以不采大、小戴本，因为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故郑用之，二戴尊卑吉凶杂乱，故郑不从之也。”(《四库全书总目》)，贾公彦据郑注而又依齐黄庆、隋李孟悊之疏而益之，定为今本。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误殊甚，顾炎武《日知录》及阮元校勘记曾指出多处，可供读时参考。此编十七卷次第为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此目排列顺序先人事，后鬼神，较之二戴本为合理。自“丧服第十一”以下都属丧葬祭祀的仪礼，且繁文缛节，不胜其扰。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查看详情>>

二卷，清徐祯稷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扶山房重刻本一册山大。本书是《儒林宝训丛书》之一，收录了前人撰写的山居琐记。以帮助读者了解儒家先哲箴言语录的概貌，领略历代儒生学士奇言妙语的风采，汲取中华仁人志士劝世化俗言论的思想精华。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此书，能够与千古圣贤共赴心灵之约，找到自己终身奉行的人生格言。 查看详情>>

明清之际王夫之撰。成书于清康熙八年(1669)。上下两卷。系续南宋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而作。论成公二年“辟司徒之妻”至哀公十一年“冉有访田赋于仲尼”共50则事,持论平允,论史有识,但亦有立论欠周,考之不审者。就《左传》所记历史事件来发挥作者的政治、哲学观点。提出“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之为道”的思想。认为“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指出人如果“任天而无能为”,不发挥“竭天”的能动性,则“无以为人”(卷下)。收入《船山遗书》,有金陵本和太平洋本。 查看详情>>

清经学家陆陇其官灵寿 (古松阳地) 知县时与诸生讲论《四书》的讲义。共12卷：《大学》1卷，《中庸》2卷，《论语》7卷，《孟子》2卷，共118章。陇其被清代讲理学的人推为正统，他最重门户之见，力辟王阳明学说，对同时的黄宗羲、孙奇逢、李颙等亦不以为然。凡和朱熹之学稍有不同的人都被他当作叛逆。他说：“今当悉遵朱子，其他种种与朱子背谬者，不可殚述，应悉改正。吾辈今日学问，只是遵朱子之意。朱 子之意，即圣人之意。” (卷1 )陇其痛惜 “自明中叶以来，学术坏而风俗乖” ，提出 “今之为世道计者，必自羞乞播、贱垄断、闢佛老、黜阳儒阴释之学始。而是编之中，亦三致意焉” (自序) 。本书依《四书》各章阐述己意，又援引其他各家之说以评论阐释。所征引计有刁蒙吉、饶双峰等数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 “其间融贯旧说，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盖朱子一生之精力尽于《四书》，陇其一生之精力尽于章句集注。故此编虽得诸簿书之余，而抒所心得，以启导后生，剀切详明，有古循吏之遗意。” 有《四库全书》本。 查看详情>>

牟宗三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10月出版,29.2万字。 本书是著者在他以前的著作“才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以及“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等书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各期哲学所作的综述,共19讲。 第一讲由特殊性入手,论述了中国以生命为对象的课题;第二讲论述了两种真理,即外延的真理与内容的真理及普遍性的不同,认为中国哲学的重点在内容的真理。第三讲阐述先秦诸子兴起的原因、起源和基本内容,认为中国文化应从孔子讲起,批评了胡适以老子为中国文化开端的思想。第四讲从先秦儒家五部经典出发,论述了儒家系统的性格在于重主体,以及儒家的主要观念和问题,用康德的“形而上学”定义,批评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儒家只讲道德问题,不讲存在问题。另一种只讲中庸,不讲理学。这两种观点都不能真正认识儒家的本质。第五、六、七讲阐述了儒家玄理的性格在于“境界形态的形上”,以及道家的基本概念、道家的智慧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第八讲考察了先秦诸子思想兴起的社会政治背景。第九讲论述了法家的工作在政治上的影响——完成君主专政;第十讲概述了先秦名家的性格及内容,并对历代的误传怪说作了批评。第十一讲叙述了玄学在魏晋时代主要的课题和价值贡献。第十二讲略述魏晋梁朝非主流的思想并简论佛教“缘起性空”一义,所牵连到的诸哲学理论与问题,阐述了玄学转化的过程。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讲对佛教的“二谛”与“三性”,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佛教中园教的意义、分别说与非分别说以及“表达园教”的模式、园教与园善分别作了详细的阐述。第十八讲概述了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心课题等思想。第十九讲总结了我国儒道释三家系统,认为三家虽然思想内容不同,并无高低之分。 查看详情>>

十卷。元程端学撰。程氏撰《春秋本义》后，又历举前人诸说得失，以明《本义》去取之意，成《春秋或问》。可见此书是与《本义》相辅而行的，此书是一部通论性着作，其中掊击诸儒之说，多否少可，尤其力攻张洽《春秋集注》。其论《春秋》不当以一字为褒贬，论《春秋》多笔削以后之阙文，论《春秋》不书祥瑞，论《春秋》灾异不当强举其事应，多有可取。但其谓《左传》史实多出伪撰，力主《春秋》用夏正，则又臆说妄断。此书最着力之处是承刘知几、程颐之说，力辩《春秋》用夏正，洋洋万言，广征博引，可与专门性研究媲美，但其中引据之一乃为伪古文《尚书》。现存元至正渐东官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查看详情>>

十卷。陈厚耀撰。杜预作《春秋长历》，陈氏认为杜书疏失过多，固作此书以补杜氏《长历》。此书共有四部分。一是《集证》，备引《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之《律历志》以及《左传》孔疏、赵汸《春秋属辞》、徐圃臣《天元历理》、朱载堉《历法新书》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中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杜注孔疏所无，亦不见《永乐大典》；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为《唐书·律历志》所无，皆为珍贵资料。二是《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算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先列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作成年表，以求历元。陈氏发现，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之差别主要在岁首确立之月份不同，而年月日之规定与划分却基本一致，皆是一年日，一月29日，十九年置七闰，同为古四分历。据此推得鲁所使用之周历，以冬至为正月朔日。陈氏按四分法列出年月日，为鲁国十二公排出一清晰之年表。三是《历编》，依据杜预《长历》之佚文，列出《长历》所推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各月之大小及朔日干支。四是《历存》，依据其对古历之考证定出各月之大小及朔日干支，与杜说两相对照。陈氏推得鲁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与杜氏《长历》所推算之辛巳朔相差一月。杜氏以经传干支排列推算，得出隐公元年之前一年失一闰之结论，陈氏认为杜氏所推与《春秋》经传之干支及日食不合，考证隐元年之前一年非失一闰，而是多一闰，因而退一月，定隐公元年庚戌朔。杜预《长历》所使用之方法是以干支排列，比较原始，而陈氏精通历法，又能参考前人之研究成绩，故所推较杜氏精密，不仅能补杜氏之阙失，亦能正其讹舛。陈氏此书所使用的考据学方法直接影响了其后研究《春秋》历法之学者，如成蓉镜《春秋日南至谱》、罗士琳《春秋朔闰异同》、王韬《春秋历学三种》、盛百二《春秋日食考》等皆受其影响。现存《续经解》本，孔氏微波榭刻本。 查看详情>>

梁寅撰 梁寅 (1309—1390),元末明初江西新喻(今新余)人,字孟敬。世业农,家贫力学,博通《五经》。累举不弟,遂弃去。辟集庆路儒学训导。元末战乱,隐居教授。明太祖朱元璋征天下名儒修述《礼》、《乐》,他就征。在礼局中以讨论精审为众所推服。书成,将授官,以老病辞归,结庐石门山,学者称为梁五经,又称石门先生。曾谓“清、慎、勤”为居官三符。著有《礼书演义》、《周礼考注》、《春秋考义》、《周易参义》、《石门集》等。其《诗演义十五卷》推演朱子诗传之义,故以演义为名。前有自序,称此书为幼学而作,博稽训诂以启其塞,根之义理以达其机,隐也使之显,略也使之详。其书浅显易见,切近不支。元儒之学,主于笃实,犹胜虚谈高论,横生臆解者。今见《四库全书·经部诗类》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经部诗类》。 查看详情>>

十七卷。清王植撰。王植有《四书参注》已着录。《正蒙》是张载的重要着作，原只数万言，而其弟子苏炳将这部书分为十七篇，相续成为今存本的样子。这是一部哲学着作，它与《西铭》、《易说》构成了张载的哲学体系。张载提出了“太虚”这一表示物质特性的范畴，在朴素唯物主义发展的道路上，是一个进步。他说：“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纲缊’，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与?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正蒙·太和篇》。又说：“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太和》)。这就是说，世界的本体是元气，这种气是无形的(不能直接用眼睛看到它)，气的聚合、分解(散)都是暂时的现象(客形)。太虚就是气，不是在气之外还有一个太虚。《正蒙》注释很多。是书，诠释《正蒙》。冉祖、李光地、张伯行之注，列于程朱诸说之后，并采张子《经学理窟》、《语录》、《性理拾遗》相参证，而又各以己见参订于后。其大旨谓张子见道原。从儒释异同处入。故其言“太虚”皆与释氏对照。又谓太虚有三义。又谓程朱多不满此书“太虚”二字。然晰其旨，殊涂同归，正不必执程朱诸论以毁谤。又谓《诗笺》、《书序》、《礼疏》、《旧说》张子所用颇多。今人习见习闻，皆程朱遗泽，遂咤而怪之。当时能破门户之见的，其谓张子自注。又谓十七篇为苏昺所传，张子所，李光地本多割裂，其辨析皆为不苟，称张伯行注出于他人之假名，非所自着，云云，亦足资考证。有明刘玑《正蒙会稿》，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宏道书院刊续编咸丰八年(1858)刊《惜阴轩丛书》本。清王植《正蒙初义》十七卷，清乾隆三十年《四库全书》抄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太平洋书局《船山遗书》本，1956年古籍出版社本，1975年中华书局本。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