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蒋维乔著,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上海书店1989年版《民国丛书》第一辑中。为近代中国最早出版的中国佛教通史,系依据日人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纲》(史一如于1923年译为《中华佛教史》,为武昌佛学院教材)编写,予以改正、补充,补续了十二、十七、十八三章。分四卷,共十八章,系统论述自汉至民国中国佛教流传的轨迹,蒋氏自撰近世佛教之二章,尤有草创之功。 查看详情>>

现代文学论文。胡适作。发表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胡适自《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进而认识到不能只否定旧文学,还必须建没新文学,为此而写了本文。文章把原先的“八不主义”归纳为肯定式的4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并提出建设新文学的宗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认为中国两千年来没有真正有价值的有生命的文言文学,因为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表情达意,达意达得妙便是文学。而用死文言的人,硬要把自己的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把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所以“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该文以为要创立标准的国语,先要有国语的文学。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将是标准的国语。提倡新文学的人可先不必问今日有无标准的国语,而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可尽量采用古代白话小说的白话,有不合用的便不用,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充,有不得不用文言的就用文言来补助。又提出创造新文学的3个步骤:工具、方法和创造。文学的工具便是白话。要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要用白话作各种文学。文学的方法首先是收集材料,要拓宽题材,要注重实地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要有周密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其次是结构。要讲究剪裁、布局和描写。而获取高明的文学方法的道路,是赶紧多多翻译西方文学名著。只有工具运用纯熟自然,又熟练掌握方法,才能创造新文学。本文对新文学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查看详情>>

蔡元培著。是作者1917年4月在北京神州学会上的演说词,先后载于《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及《学艺》杂志第一年第二号(1917年9月)。后修订辑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这是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史的重要材料。作者认为,宗教之原始,不外因人们精神作用而构成。人们精神上之作用通常可分为知识、意志、感情等三种。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种作用而有之。但随着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知识与意志作用离开宗教而独立,于是和宗教有最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但是以美育论,已有与宗教分合之两派。此两派相较,依附于宗教的美育,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有鉴于此,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于其中。”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也不能有利害之关系,因为美是超绝实际的。蔡元培的美学观,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一家之言。 查看详情>>

教育家蔡元培著。是作者在辛亥革命后,首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所作。发表于1912年2月11日出版的《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此文系统全面地阐明了作者对于新教育方针的主张。他对清末制定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评。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和谐发展的方针。认为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者和超轶乎政治者两大类。前者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此二者反映了富国强兵的要求,还有公民道德教育,其内容是法国革命新提倡的“自由、平等、亲爱”。后者包括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在教学实施中,五育所占比例不同,军国民教育占10%,实利主义教育占40%,德育占20%,美育占25%,世界观占5%。所设修身、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学、图画、唱歌、手工、游戏等课程,在“五育”教育中分别具有不同意义。1912年9月北京教育部,根据此文精神,颁布《教育宗旨令》,明确规定国家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此文编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9月出版。 查看详情>>

民国许之衡编著,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上、下两卷。凡10节。主要根据清末寂园叟《陶雅》中的889条归纳整理。分概说、说窑、胎釉、彩色、花绘、款识、瓶罐、杯盘、杂具、疵伪十节,条理比《陶雅》清楚,易于查阅。立论有精当之处,如“物有纯必有疵,有真必有伪。知其纯者、真者,而不知其疵者、伪者,非真知也。惟能知其疵与伪,而不至为疵伪所欺”。也有考证失实之处,如年窑的督陶官应为年希尧,误订为弟年羹尧;臧应选督陶在康熙年间,误订为雍正、乾隆时期。 查看详情>>

钱穆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沧海丛刊于1984年12月印行,长沙岳麓书社凤凰丛书于1986年5月出(大陆)版。全书以文化不同学术亦异的文化学术观和比较学术方法,以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十二门立章,对中西新旧学术一一比较会通,探求异同。由此阐述了作者关于在文化学术上中国重会通和合,西方重分别专门的基本观点。并进而阐扬了重会通和合的中国学术传统、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反对“今人一切以西方为衡量”的学术文化观,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原自会通和合,于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全体而始见其价值,并显发出中国的天人内外合一论和心性论。认为会通中西将更有一新学术新境界之向前发展。本书是钱穆文化哲学的代表作,在海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查看详情>>

高校文科古汉语教材。王力主编。1962年中华书局初版,1982年出版修订本。是根据1961年5月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由若干高校教师共同编写的教科书。修订本4册,约100万字,包括14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3部分,既不同于一般的文言读本,也不同于文言语法和汉语史。全书共收作品257篇,常用词1 086个。文选和常用词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注释,注意古今词义的差异、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以及近义词的辨析。文选部分除注释词义外,还随文注释了一些语法现象。通论包括字典、词汇、音韵、语法、修辞、古书注释和句读、文体特点和古代汉语常识等学习古汉语的必备基本知识。本书总结了各高校古汉语教学经验,创造了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体例。后来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正是沿袭了这种编排体例。若干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古代汉语教材采用三结合的方式是科学的,效果是良好的。三结合的体例非常注重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有机结合,它通过大量的古代典范作品的讲授和阅读,给学生以较多的感性认识,然后以通论和常用词分析使之条理化、规律化、系统化,引导学生较快地掌握古汉语必备的知识。另外本书的“通论”和“常用词”非常丰富,资料价值也很大。 查看详情>>

陈垣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内容分为6类,收录中国佛教史籍35种。将六朝以来研究历史经常参考的佛教史籍,按成书年代,分类介绍。关于每书的名目、略名、异名、撰人略历、卷数异同、版本源流和各书的内容体例及与历史有关的其他问题等,作者都运用了丰富的史料,旁证博引,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并对《四库提要》有关佛教史籍部分的错误予以纠正。每种书下,列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再详论其内容体制、特色或优缺点及其学术价值。本书名为“概论”,实际上是一本研究佛教史及其他方面的历史典籍的目录,有重要参考价值。 查看详情>>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1961年王力教授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的一部分（第八、九单元的通论部分）。《古代汉语》书稿的原始基础是 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讲义》。讲义分为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三个部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林焘、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吉常宏、赵克勤、陈绍鹏等先生编写。本书是王力教授主编的一部非常传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通论性经典作品。在编写这部书稿的时候，就动用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古代文化研究领域最顶尖级的专家。那些响当当的名字，王力、丁声树、朱文叔、洪诚、殷孟伦、陆宗达、张清常、冯至、魏建功、姜亮夫、叶圣陶，各个全都是今天学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大师。这本书自1961年出版以来前后历经4次重要修订，到今天仍然是大众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面貌最重要、最全面的基础参考书。全书分礼俗、宗法、饮食、衣饰等十四个方面。本书曾在港台地区出版并被译成日、韩等语言流行于海内外。 查看详情>>

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实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