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梁启超撰。该书共分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等6章。主要总结清末以来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改造,论述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主张用西方史学方法来整理东方古代文明。并详细分析、论述了史料的种类和搜集、鉴别、排比、归纳史料的方法。该书《自序》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该书第1章中说:“举要言之,则中国史之主的如下: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能够从民族、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角度,着眼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又如中国史研究的项目如政治组织、阶级制度、家族等社会团体、法律、衣食住行、农工商业、经济制度、入口增殖与迁移、中西交通、民族思想及宗教信仰等等,都具有较高的见识,为现代史学所遵循。书成于1921年,由作者在南开大学所讲的《中国文化史稿》编订而成。最初发表在1921年的《改造》杂志上。有1924年、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及1985年岳麓书社《梁启超史学四种》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9年中华书局据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版影印《饮饮室合集》本等。 查看详情>>

近代梁启超著。作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自称寓居日本以来,“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所成“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钞书”之作,取“西儒约翰·弥勒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意以命名。共六十一篇。以介绍西人思想和政事居多,间融孔孟儒家观念加以评述。宣传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非有孟德斯鸠、卢梭,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故称“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又极言:“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明确主张英雄史观和主观唯心论,认为“豪杰之士”所以能如此者,“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苟知此义,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反映作者当时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收入《饮冰室合集》。 查看详情>>

近代梁启超编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作为《新民丛报》临时增刊发行。分《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章,其重点在《知本》一章。认为“道德之根本则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而无不同”,“道德者,不可得变革者也”(《德育鉴·例言》)。在道德修养方法上批评朱熹而推崇王守仁,认为“朱子之大失,则误以智育之方法为德育之方法”,是“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抓不住根本,终无收效之期(《德育鉴·知本》);王守仁专主“致良知”,是“专治病根”,可以收到“一了百了”的效果。宣称“致良知”说“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同上)。认为“今日求精神教育”时“惟有奉阳明先生为严师”,以王学为“独一无二之良药”(同上)方可。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6册。 查看详情>>

孙禄堂编著。出版时间不详。《自序》日期为1916年11月。全书共分二十三章。其中第六至第十七章图解说明了八卦掌起势、单换掌、双换掌、狮子掌、返身掌、顺势掌、队掌、平托掌、背身掌、风轮掌、抱掌等基本掌法的具体练法。作者在书中首次总结提出“初学入门三害”和“入门练习九要”。这些见解被后世八卦掌和形意拳习传者奉为准则。书中以易理参解拳理,并以卦数、卦形和卦名比附于人体与掌法,将八个基本掌法依卦取象为狮形、麟形、蛇形、鹞形、龙形、熊形、凤形、猴形。 查看详情>>

陶行知,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新中国的教育之父”,他的教育思想是不断发展创造、不断进步的,是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教育理论中,有许多涉及或适用于语文教育的思想,对其所处时代及当今语文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平民千字课》是陶行知进行平民教育的教材,集中体现着陶行知的语文教育理论。全书共96篇课文，内容包括劝人读书唤醒民智、爱国主义教育、提倡自主和团结互助精神、日常行为规范、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时事政治、自然科学等；此外还有揭露贪官污吏和社会不平等的现象等。《平民千字课》于1923年11月由上海商务书馆出版，每部四本共售一角钱，初版很快销售一空。一个月后加印30万部。到1924年10月，已有50万人学《平民千字课》。《平民千字课》的编写和出版使上海和全国的成人识字教育首次具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和内容。本书为第一册，虽为简单识字课本，但编写得也蛮有趣味的，比如《何九买东西》、《汤家太太做生日》。 查看详情>>

近代梁启超著。共七章。前六章初刊于《新民丛报》1900年3—12月;第七章刊于《新民丛报》1904年9、10、12月。该书综论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的演变,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老学时代(魏晋)、佛学时代(南北朝、唐)、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而以今日(二十世纪初)为复兴时代。对各时代学术流派、思想主张、学术兴衰的原因、背景均作了简要分析介绍。认为“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故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又认为“三国六朝”为“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注重东西方学术文化的比较研究,将先秦学派与古希腊学派作比较。预测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将来,认为“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我国特别之新文明”。提出二十世纪将是中华与欧美“两文明结婚之时代”。该书是中国近代最早以资产阶级观点论述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论著,颇多创见,有很高学术价值。收入《饮冰室合集》的《文集》第3册。 查看详情>>

《中国之武士道》是梁启超为补足国民精神教育,实现中华复兴而撰写的尚武精神著作,在新时代发展中也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等研究方法,首先对尚武精神提出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然后对《中国之武士道》中尚武精神的意识冲突进行修改,实现尚武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有效结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之武士道》尚武精神作为近代救亡图存的呐喊,要求国民积极地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展现出急迫,激进的爱国主义情感.但《中国之武士道》尚武精神内涵的"生死观"与新时代和谐发展观产生冲突.新时代尚武精神应彰显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仗义任侠的爱国主义色彩,始终围绕国家和人民利益,并在塑造国民人格和促进国家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查看详情>>

又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近代梁启超著。是作者1922年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之讲稿。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全书分“序论”、“前论”、“本论”三部分,系统阐述了先秦思想的发展,对儒、道、墨、法四家的思想作了评介。以孔、老、墨为“三圣”,认为道家为“天治主义”,儒家为“人治主义”或“德治主义”,墨家为“新天治主义”(原注:对三代前之旧天治主义而言),法家为“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指出“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中国的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认为中国政治思想有三大特色:“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本书鼓吹“人格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但在学术上有较高价值。版本还有1926年中华书局本。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13册。 查看详情>>

蔡元培著。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一部中学德育教材,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侧重于道德实践,从修身、婚姻家庭道德、社会公德、个人和国家之关系以及职业道德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比较详细的道德规范。主张一个人应该身体健康、勤勉正直、谦让公正,要热爱国家、热爱劳动、爱护公物,要有理想。在伦理学说上,提出了孝是德性之基础的观点,“吾国圣人,以为孝为百行之本,小之一人之私德,大之国民之公义,无不由是推演之者。”(《第一章总论》)但孝是有原则的,“乱命不可从”,“知其不可为,以父母之命而勉从之者,不孝之大者也。”(《子女》)又提出了博爱是最宝贵的德性的伦理思想。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能爱他人;对他人之危难能鼎力相助。爱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之一。在职业观上,主张职业无高下之分,一个人功绩的大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大小。下篇主要注重于论述伦理学理论,由《绪论》、《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和《德论》五篇组成。主张良心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人性固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良心是使人行善的动力,它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结果,而不是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同情心是良心作用的基础。提出了存在“至善”的观点。“至善”是个人完美的道德境界,是人类的理想,也是人生目的,“实现理想,而进化不已,即所以近于至善。”(《理想论》)这种“至善”既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也是品德高尚之人的行为动机。认为道德义务不是强制实行的,而是良心自律的“呵责”,道德义务在良心“呵责”下,习惯成自然。最后,提出了养性的方法:为善、去恶、悔悟、自责四种方法,最后达到自知的境界。作者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研究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在当时学术界有一定影响,1912年5月至1921年9月间,共出十六版。 查看详情>>

简易哲学纲要，是蔡元培编写的“现代师范教科书”，1924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自序说：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普通人都有怀疑的时候，但往往听到一种说明，就深信不疑，算是已经解决了。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