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

一卷。汉郑玄撰。何休着《公羊墨守》，捍卫《公羊》学，郑玄针对何氏之书着《发墨守》，攻击何氏之学。今书只存四条，是宋王应麟从诸书中辑出的，与《箴膏肓》、《起废疾》合编为一书，《四库全书》仍之。清儒刘逢禄主《公羊》学，不满郑氏之攻驳何氏，撰《发墨守评》，谓今本郑氏《发墨守》可指说者惟一条，然多牵《左氏》，讥郑氏于董仲舒、胡母生之书研之未深。 查看详情>>

十二卷。补二卷。清朱鹤龄撰。此书主要采赵汸、陆粲、傅逊、邵宝、王樵五家之书以及诸儒之说，以补正杜预《春秋经传纂解》之阙讹，大抵集旧解者占十之七，出己意者占十之三，所以名曰“钞”。其《凡例》移，《左传》纯以史解经，所以其论人论事，时有悖于理，学者不可耽于其文之博丽而昧其义之踳驳，这才是善读《左传》。朱氏认为：“会盟战伐及日月人名地名之类，有经文不书而传特详之者，此正可推求笔削之旨。”而陈傅良、赵踳“专从不书取义，最得微旨，今备录其说以为解经翼辅。”又云：“杜氏注得孔氏疏而明，然郑立、贾逵、服虔、王肃、刘炫诸儒之说亦不可尽废，今博引而加以折衷。”其重视汉学，于此可见一斑。其书考证虽少，却时有所得。如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传》，证公婿池非晋侯之婿；引《檀弓》越人吊卫将军文子事，证秦人归僖公成风之襚；引《汉书·王嘉传》，证“屈荡尸之”当作“户之”等。不妄断是其书之优点，如“庄公寤生惊姜氏”，孔疏以“寤时生”；“寤而觉”为说，林尧叟则以“困而后寤，因寤而惊”为解，皆不可通。杨开庵、顾炎武引《风俗通》“儿堕地触开目视者为寤生”为说，朱氏则云“吾亦未敢信也”。所补二卷，据其《凡例》称：“亭林顾先生去秋自华阴寄余《左传注》数十则，折疑正舛者，皆前人未发，时此书已刻逾半，不及纂入。间取三传、三礼注疏阅之，尚多可录者，因复缀缉，与亭林所贻汇成二卷，附之简末。”《四库》系抄本收录。 查看详情>>

十二卷。明朱朝瑛撰。此为朱氏《五经略记》之一。此书辑录上自啖助、赵匡，下及季本、郝敬诸家旧说，补以己意。朱氏之说出其师黄道周，其最大之特色在于不囿旧说，不拘俗见，多发己意。其所辑录之诸家，大多皆是标新立异，不肯旁三传以说经者。其卷首《总论》云：“《春秋》大义，一言以蔽之曰：尊王。”又云：“读《春秋》者须观圣人之特笔，观其特笔而全书之旨可会而通也。于稷之会特书‘成宋乱’，恶贿赂之始行也；于澶渊之会特书‘宋灾故’，惜义理之终不明也。……书‘成宋乱’见正身之要焉，书‘宋灾故’见辨义之精焉，……凡圣人所为格致诚正、修齐冶平之道无不着于此矣。”此为其书之宗旨。朱氏认为，《春秋》一书原是经史相辅而行，史以陈其事，经以着其义，一笔一削，了然可见，但自鲁史亡而《左传》作，《春秋》之义遂多不可解。由于《左传》作于战国，其书多采他史以附之，故有与经文谬戾而不合其大旨者，而《公羊》、《穀》之略更不待言。因此，如果不因经以考传，而欲据传以明经，则会名实抵牾，是非舛错，而《春秋》之义则愈辨愈晦。可见朱氏仍深受啖、赵一派之影响。《四库》系据抄本收录。 查看详情>>

四卷。明陈第撰。此书前有自序一篇，其序称“少受《尚书》，读经不读传注，口诵心维，得其意于深思者颇多，后乃参取古今注疏，而以素得于深思者附着之。”第博学聪悟，治《尚书》径自经文入手，覃思精研，期合于古义，不为前人成说所囿，故其创获良多。如论《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谓不得以《周礼》诠释《虞书》、斥注疏家牵合之非；论《武成》无错简、《洪范》非龟文，如此之类，皆见解独到，足破前儒穿凿附会之说。惟其笃信伪古文，以朱熹疑其伪为非，于梅鷟《尚书考异》、《尚书谱》二书尤多排抵，是其缺憾。此书有《陈一斋全书》刊本，万历壬子(1612)刊本，路有抄本。 查看详情>>

四卷。明刘绩撰。绩字用熙，号芦泉，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官至镇江府知府。为《礼》作图，始于后汉阮谌，之后有郑玄、夏侯伏朗、张镒、梁正及隋文帝开皇年敕撰之礼图，宋聂崇义又集此六家而成《三礼图集注》。刘绩据宋陆佃《礼象》、陈祥道《礼书》、林希逸《考工记解》、《宣和博古图》等而成此书。是出于宫室制度、舆轮名物等图以解之，而房序堂夹之位，輢较贤薮之分详加分析。其他珽荼曲植之属，有七十余处增旧图之未备，于聂(崇义)林(希逸)之图都可拾遗补缺。所采陆、陈诸家之说，去取颇为谨严。然为刘氏所着力据为本者之《宣和博古图》，却为疏漏颇多之作，其揣摩近似，强命以名之失为洪迈等人所指摘。刘氏以汉儒为弃作，故依《宣和博古图》，遂沿其讹，被后学者视为颠倒。有《湖北先正遗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刊本。 查看详情>>

二卷。明黄道周撰。为崇祯十一年(1638)黄道周官少詹事时所进《礼记》注五篇之五。《儒行》为《礼记》篇名，黄道周将其分为十七章。上卷凡八章：服行第一，自立第二，容貌第三，备预第四，近人第五，特立第六，刚毅第七，又自立第八；下卷凡九章：儒仕第九，忧思第十，宽裕第十一，举贤第十二，任举第十三，特立独行第十四，规为第十五，交友第十六，尊让第十七。是书列举历代史传中有关自立、刚毅之人以证之，旨在以备后之天子循名考实，知人善任，为天下得人。黄道周《礼记》注五篇自创名目，意不主于解经，而在于借解经以抒其忠愤，一年之中，成此五书，未免太速，故考证间或有疏。然赋诗断章，意各有取。况明代《礼》学，着述是少，其五书之说见，亦堪称一家之言。有康熙中刊本、《石斋全书》本、彭蕴章补刊本、二酉楼刊本、道光四年(1834)凝远堂刻本等版本。 查看详情>>

十二卷。陈深撰。陈深字子微，号清全，平江(今属湖南)人，元代经学家、书法家。宋亡，陈深放弃科举，笃志苦学，闭门着书。元文宗天历时，有人以其善书而荐之，陈深潜匿不出。其平生着作，除此外，还有《读易编》、《读诗编》。此书大旨以胡氏为宗，而兼采《左传》。如隐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陈氏云：“传例言‘得俊曰克’，以必诛为期也，《左氏》言‘段奔共’，非也，奔共则不书克矣。盖段之子公孙滑奔卫也，厥后滑假卫之力取廪延，而段无闻焉，见杀无疑矣。”又引《穀梁》“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以证，最后引胡氏。“《春秋》推见至隐，诛郑伯以为首恶，示天下为公，不可以私乱也，垂训之义大矣”为说。实际上，《左传》之“得俊为克”之例虽不可信，然其所述则实。隐公十一年《左传》记郑庄公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口于四方”，可见此时段尚存。《公羊》、《穀梁》训克为杀实误，胡氏因《公》、《穀》而发义，则又误。现存元泰定二年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查看详情>>

十二卷。崔子方(生卒不详)撰。崔子方字彦直，又字伯直，号西畴居士，涪陵(今属四川)人，宋代着名经学家。《永乐大典》引《仪真志》之崔子方与苏轼、黄庭坚游，尝为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并刻石于醉翁亭侧，黄庭坚称其为“六合佳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他于哲宗时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着书者三十余年。崔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春秋本例》、《春秋例要》。通观崔氏之学，要在明“日月之例。”其《春秋本例序》云：“《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而日月之例所以生也。着日以为详，着时以为略，又以详略之中而着月焉，此例之常也。”此书之宗旨，据其《后序》称，乃因戚《左氏》不着日月之例，且考圣人之例亦大疏略；而《公》、《穀》虽“知日月之例，然亦不知崩葬卒薨与弑君之无例”，所以“其辞至于乘乱而不可信。”因而此书重在阐发《春秋》一书的“日月之例”。其《自序》云：“圣人欲以绳当世之是非，着来世惩劝，故辞之难明者着例以观之。例不可尽，故有日月之例，有变例。慎思精考，若网在纲。”由于崔氏执着于“日月之例”这个虚妄的大前提，故虽亦能发“诸家所未发”，自成一家，但其“过泥”、“偏驳”乃至荒诞之处自所难免。现存有宋刻本，《四库》本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 查看详情>>

十卷。元赵汸撰。赵汸尊其师黄泽之说，《春秋》以《左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传》有所不及者，以《公》、《穀》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此书即是采陈傅良之说以补杜氏《集解》之未及。赵氏认为，杜预偏于《左传》，陈傅良则偏于《穀梁》，如果用陈氏之长以补杜氏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双方皆可得笔削义例。触类旁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但有补于杜注，有功于《左传》，即孔子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其《自序》云：“《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穀梁》以书不书发人，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传》始。”赵汸因其师黄泽《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基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之教，乃取《左传注》诸书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又十余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此书与其《集传》，在宋元皆为用力较勤之作。现存元至正二十年刻、明弘治六年重修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玉玲珑阁丛刻本。 查看详情>>

三十一卷。宋魏了翁撰。此书亦其所辑《九经要义》之一。其体例亦同于诸经要义，乃节录先儒注疏之文，每条之前，各为标题，而系以先后序第。魏了翁《李明复春秋集义序》云：“余尝览诸儒之传，至本朝先正，谓此为经世之大法，传心之要典，余惧益深，乃裒萃以附于经，尚虑观书未广，择理未精，故未敢轻出。李君乃先得我心而为是书。”此书对前人《左传》注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于名物制度，则削繁举要，使之本末灿然。宋儒之治《春秋》，多弃三传，而治《左传》，则多废杜氏之注与孔氏之疏。而此书之释经义，则尊杜非服而驳刘炫，俨然杜氏之忠臣。其训诂亦重考证，决非空言释经之徒可比。如其释“口”，则引《说文》及《左传》昭七年所引《正考父鼎铭》以证孔疏之说；释“豭”则引《尔雅》等等。原书六十卷，后散佚，至明代已只存三十卷。现存有宋刻本。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