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明王守仁哲学、伦理思想语录和信札集。由其门人徐爱、薛侃、南大吉、钱德洪等辑成。徐爱自正德7年(1512年)始，陆续录下王守仁论学的谈话，据《论语》：“传不习乎”，取名《传习录》。正德11年(1516年)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和他与陆澄等新录部分合在一起，在虔(今江西赣县)刻印，仍名《传习录》。嘉靖3年(1524)，南大吉增入王守仁论学书信8篇，仍以原名在越(今浙江余姚境)出版。嘉靖34年(1555)，钱德洪就曾才汉所辑《遗言录》加以删削，编成《传习续录》，在宁国(今安徽境内)刻印。隆庆6年(1572)，浙江巡抚谢廷杰出版《王文成公全书》时，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辑书信8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以王守仁所编《朱子晚年定论》，统称《传习录》。该书上卷经本人审阅，为门人所提问题的答问。偏重批评朱熹增改的《大学》古本，反复阐述他的格物致知见解和心与理一、知行合一等伦理思想;中卷为王守仁亲笔，是晚年成熟时期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心物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等伦理思想;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解说其晚年各种思想比较具体。该书是研究王守仁哲学、伦理思想的主要资料。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单行本有道光11年(1831)活字印《学海类编》本、光绪32年(1906)国学保存会排印《国粹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叶绍钧校注本等。 查看详情>>

三十卷。家铉翁撰。家铉翁字则堂，眉山(今属四川)人，宋元之际经学家。宋时以荫补官，后赐进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元兵至，丞相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铉翁独不签名。宋亡不仕，元成宗即号“处士”，以寿终于家。此书作于宋亡之后。时铉翁在瀛州以《春秋》教授子弟，积十年之力而成此书。书成之后，寄与其友潘从大藏之。家氏认为，鲁史是史，而《春秋》则非史，《春秋》乃一王法，因此，主于垂法，而不主于记事。其或详或略，或书或不书，“大率皆予夺抑扬之所系，而宠纲奥旨绝出语言文字之外，皆圣人心法之所寓”。又云：“圣人之书有常法，而不可以定例求也。自三传以来诸儒百家不原书法以求圣人之意，每以凡例而律圣人之法，甚失甚大，读《春秋》始当首辨也。”其书之体例，据《自序》称：“三传之是者取焉，否则参稽众说而求其是。众说或尚有疑，夫然后以某鄙陋所闻具列于下。”卷首为《纲领》，计六条十篇。一是原《春秋》所以托始；二是推明夫子行夏时之意，三是辨五始，四是评三传，五是明霸，六是以经正例。此六条乃家氏“区区积年用意之所在”。此书初刻于元泰定二年(1325)，今存，清有《通志堂经解》本。 查看详情>>

六卷。明朱睦㮮撰。内容包括《易》、《诗》、《书》、《礼》、《春秋》。睦先作《春秋经传辨疑》四卷行于世，后又研读《易》、《诗》、《书》、《礼》四经，有所心得，且述且作，成若干卷，便把已流传于世的《春秋经传辨疑》与后来所得的若干卷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书，定名为《五经稽疑》。此书以抄本传世，不分卷帙。清修四库全书时，依据《明史》本传载其有《五经稽疑》六卷，便以其内容分其书为六卷，由于其《春秋经传辨疑》(《五经稽疑》自序称之为《春秋稽疑》)曾别行于世，故《明史·艺文志》载睦着述有《春秋经传辨疑》和《五经稽疑》两书，实为一书。睦于五经古义多所发明，特别是对《春秋》经传提出了许多有理有据的新见解，为全书之精华。 查看详情>>

明清之际李颙著,收入《二曲集》卷一。反映李颙“倡道救世”和“反身躬行”的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思想。李颙认为人是天地之精华,人的本性即具备“至善无恶,至粹无瑕”的“天地之理”,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种种玷污,而失去本性,陷入邪恶。悔过自新就是要拯救人的精神,使回复本性。 查看详情>>

古汉语虚词著作。清王引之著。成书于嘉靖三年(1798),初刻于嘉靖二十四年(1819)。其“自序”云:“引之自庚戌岁入都,侍大人质问经义,始取《尚书》二十八篇䌷绎之,而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鞠为病;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也。”后受其父启发,由《尚书》引申旁及于他书,“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成此书。凡十卷。收虚字二百五十(包括同义异形及同形异义者;自云一百六十,不包括同义异形者),按古声母喉、牙、舌、齿、唇之序编次。以研究经传中的虚字为主,以子书及其他古籍为辅。释义原则是:“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以解释特殊用法为主。释义时,先谈用法,后引书证,对不同用法一一辨析,追本溯源。全书体例严密,条理明晰,说解详备,引证详赡,多所创见。但收字少,取材过狭,常见用法解释不多。其释义缺漏较多,若干解释不确,对古书也偶有误解。增补之作有:清吴昌莹《经词衍释》、孙经世《经传释词补》《经传释词再补》、裴学海《经传释词正误》、黄侃《〈经传释词〉笺识》、俞敏《经传释词札记》等。中华书局1956年根据同治戊辰年(1868)成都书局本校勘标点排印出版,并附有《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辨》、《经传释词补》、《经传释词再补》、《经传释词正误》。岳麓书社1984年排印,增黄侃、杨树达眉批370余条,附《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辩》。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用王氏家刻本影印,附有《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辩》、《〈经传释词〉笺识》、《〈经传释词〉正误》等。 查看详情>>

南宋汪晫编著。一卷。成书于庆元(1195—1200)至嘉泰(1201—1204)间。传说子思承孔子门人曾子之学而撰有《中庸》，其言行则散见于其他诸书，未能搜罗荟集而独刊行于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有《子思子》七卷，即为子思言行汇编。汪晫未见其本，故别搜集而作此书。凡九篇，析为内、外。内篇为《天命》、《鸢鱼》、《诚明》;外篇为《无忧》、《胡母豹》、《丧服》、《鲁缪公》、《任贤》、《过齐》等，合为一卷。此书或采《中庸》，别立名目，如《天命第一》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诚明第三》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皆与原书文同。其书颇多疏误。如《孔丛子》一书，朱熹已反覆辨其系伪作，而汪晫采之独多。又往往窜乱原文。若《孔丛子》原作：“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注曰：“杂者，诸子百家，故下文子思答曰：杂说不存焉。”而此书则改为：“子上请所习于子思”，与子思答义全不相贯。《孔丛子》原作：“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教究理不以疑。”此书录之，而“圣”字下多一“区”字， “疑”字上多一“物”字。诸如此类颇多。然此书采摭广博，考订亦不乏精当之处，与《大学》、《中庸》互为表里，对研究子思思想及其师承源流亦颇有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曾思二子全书》收录。 查看详情>>

二十三卷。南宋熊节编，熊刚大注。熊节字端操，建阳人，官至通直郎，知闽清具事。熊刚大亦建阳人，受业于蔡渊、黄干。为朱熹的再传弟子，嘉定进士，掌建安书院朱文公诸贤从祀祠，仕履则不可考，为宋理宋时人。此书采摭有宋一代诸儒遗文，分类编次。首列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横渠(张载)、康节(邵雍)、涑水(司马光)、考亭(朱熹)遗像及传道支派，然后分别为《赞》、《训》、《戒》、《箴》、《规》、《铭》、《诗》、《赋》、《序》、《记》、《说》、《录》、《辨》、《论》、《图》、《正蒙》、《皇极经世》、《通书》、《文》、《七贤行实》等二十门目。编者于“七贤”中列司马光，与后来讲学诸家迥异。按朱熹于绍熙五年(1194)冬，筑竹林精舍，率诸生行舍菜之礼于先圣、先师，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李侗七先生从祀。《集》中载其祝文中有：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之语。则朱子序列学统，本来有司马光。后来门户日分，讲学者乃排而去之。熊节受业于朱熹，故不敢恣为高论，一仍师制而已。此书中所录之文，亦以“七贤”为主，而杨时、罗仲素、范浚、吕大临、蔡元定、黄干、张栻、胡宏、真德秀等所作也间有采录；其上及范质者，因朱熹撰《小学》曾收录其诗。旁及苏轼者，则因苏轼曾撰司马光《行状》之故。此书将有关“七贤”的遗文汇集在一起，保存了程朱理学的部分原始资料。明永乐中诏修《性理大全》，其所录诸儒之语，皆本《近恩录》而使内容增加；所录诸儒之文，则由此书而丰富。并且其“性理”之名，亦由此书而得。熊刚大所注解，盖为训课童蒙而作，所释甚为浅近。有元刻本，明代范氏天一阁本，《四库全书》本。 查看详情>>

理学著作。宋吕祖谦著,吕乔年编。是吕祖谦门人杂录其师学说的汇辑。十卷。祖谦所创书院名丽泽,故名。其中《易说》、《杂说》各二卷,《诗学拾遗》、《周礼说》、《礼记说》、《论语说》、《孟子说》、《史说》各一卷。吕祖谦生前讲学由其门人记录,但因所记多有舛误,故告戒弟子不可传习。卒后,其记录广为流传,而又无所是正。故其弟吕祖俭广为搜录,加以整理。吕祖俭子吕乔年在其父的基础上加以补缀,始成此书。 查看详情>>

一卷,清江永(1681－1762)撰。永字慎修，西徽婺源(今属江西)人。康熙时诸生。博古通今，专心十三经注疏，于三《礼》之功尤甚，精于考证。弟子甚众、戴震等人曾受其学。着述颇丰，有《周礼疑义举要》、《古韵标准》、《礼记训义择言》、《春秋地理考实》、《深衣考误》、《礼书纲目》等。是书取朱熹仪礼释宫》一篇为之详注。(按：《仪礼释宫》本李如圭之书，误编于朱子集中，江永作此书之时，《永乐大典》尚未显于世，故不知非朱子之笔，今仍从其原书所称)其中多有发明和补正，其稍有出入者仅一二条，考证精密十之八九，细枝末节无不根究，辨订之处，俱有实据，其繁富充分足证前人之舛误。有成都龙氏敷文阁汇抄本、指海本、续经解本。 查看详情>>

哲学著作。金岳霖著。为作者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本体论著作。除绪论外,分8章。书中所说的“道”,既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又不完全与之相同。如老子所说的道是“先天地生”的“万物之宗”,而金氏的道主要是指宇宙万事万物川流不息运动变化的根据、历程和规律。同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家休谟《人性论》混淆理与势、否定客观规律的教训,认为“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因而从本体论上解决了被休谟动摇了的科学理论基础问题。所以作者认为,他的“道”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作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三大文化区:希腊、印度和中国。“每个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同上书第16页)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中国思想与感情两方面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是道。作者以道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说明他要发扬和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书中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在旧中国亦开风气之先。本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987年重印。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