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共1卷，雍正五年(1727)作序颁行。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行世。作为清朝第三位皇帝的世宗胤禛，继续坚持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对《孝经》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明确和自觉。其所制序文说：“《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为以孝塑造天下臣民之灵魂，使之忠顺，他仿其祖、其父之所为，向全国颁行《孝经》，鉴于《御定孝经注》成书较早，而《御定孝经衍义》“篇帙繁多，虑读者未能周遍”。故决定只 “专译经文，以便诵习”。他认为“《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因此在所注经文时亦力求简洁明了，其注完全仿照朱熹注《四书》之办法，以集注为之。注文连同经文共近万字。其篇幅略短于《御定孝经注》而释义更明。《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词旨显畅，俾读者贤愚共晓”。作者希望“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诵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蒸，跻比户可封之俗。” 查看详情>>

五卷。王夫之撰。王夫之对《诗经》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大量研究。他曾经遍注群经,除是书外,尚有《诗经稗疏》、《诗经考异》、《诗经叶韵辨》、《诗绎》等。或辨证名物训诂、或辨析异体、或考辨字音、或研究艺术形式、或阐发义蕴,多精深独到、异于凡说。是书乃王夫之阅读《诗经》的杂感集,依次议论二《南》、十三 《国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和《商颂》。共五卷二百三十七篇。是书以随笔杂记之形式,对《诗经》内容推求阐发,故不全载经文,遇有疑义,乃为考辨。于涵泳文句之时,往往借题引申发挥,得美刺之旨,宣传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及文字观点,发表社会改良的思想主张:如读《国风·陈风》各诗,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主张“君子敬天地之产而秩以其分,重饮食男女之辨而协以其安”。认为“欲”为人们的生存要求,乃公理,应该满足,从而反驳程、朱理学“灭人欲存天理”之说。是书似一本政治论文集,其社会改良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和时代局限,论诗也多有臆测之处。然其诠释,往往能得 “兴、观、群、怨”之旨,较之前代经师的诗说有较大进步,且开启了《诗经》研究的重大革新,对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龚自珍、魏源有深刻影响。魏源称赞此书“精义卓识”,所著《诗古微》一书全取其说,且在下编全文收录此书。《诗广传》之版本凡七,钞本有船山五世从孙嘉恺之钞本和衡阳刘氏藏旧钞本两种。印本有湘潭王氏所刻《船山遗书》本,金陵节署所刻之《船山遗书》本,太平洋书店铅排之《船山遗书》本,1964年中华书局排印之繁体字标点本,1992年岳鹿书社出版之《船山全书》本为最新版本。 查看详情>>

儒家类著作。原书二十七卷,久佚。今本为三国魏王肃作,十卷,共四十四篇。王肃《自序》中云:“郑氏学,行五十余载矣,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由此可知,王氏的目的是驳斥郑玄的经学诸论。为此,王氏从《左传》、《国语》、《孟子》、《礼记》、《荀子》、《说苑》等书中,收集了与郑学不同的丰富的事例,批驳郑氏,不仅使该书保存了大量古代佚文遗事,而且由于考证精细,引证详洽,使该书获得历代经学家的高度评价。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中强调:“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明清两代,为之作注者很多。明何孟春有《孔子家语注》八卷,清姜兆锡有《孔子家语正义》十卷。有明末毛晋据北宋本刻印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书》本,《四部备要》本。 查看详情>>

孔子研究著作。近人钱穆著,集有作者18篇孔学研究论文。其中有10篇探究《论语》,包括《论语》的读法和朱熹的注疏,另外数篇是研究孔子思想与现实文化的关系,认为“孔子思想之重点与价值,正在要替人类提出一个解决此种种问题之共同原则。”这一原则“只‘道’‘德’二字便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4年初版。 该书是钱穆阐述孔子学说,教读《论语》方法的结集。书中指出:儒家是 一种“人文的宗教”,孔子的教义具有“道地十足不折不扣的宗教精神”。 钱穆突出强调“情”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 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胜于其 着重理知的部分。我们只能说,由理知来完成性情,不能说由性情来完 成理知。情失于正,则流而为欲。中国儒家,极看中情欲之分异。人生 应以情为主,但不能以欲为主。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 欲。但绝不许人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 查看详情>>

清代阎若璩撰。阎若璩曾读东晋梅赜所传 《古文尚书》，即怀疑其为伪作，深入研究达30余年，著成 《尚书古文疏证》，全书8卷。《尚书》 经过秦 “焚书坑儒” 以后，流传有两个版本，原传《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16篇，汉代以后已经失传，东晋时梅赜献给朝廷，增加25篇，经唐代学者所作 《释文》、《正义》，与伏生所传《今文尚书》28篇混合为一，流传天下，当时已不断有人怀疑梅赜所传《古文尚书》为伪作。阎若璩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与古籍不合，与史例不合，与古史不合，与古代典礼不合，与古代历法不合，与古代地理不合，与训诂不合，与义理不合等八个方面，条分缕析，详加考证，证明《古文尚书》 为伪书，而且 《孔安国尚书传》也系伪书。本书一出，对清代学风影响甚大，从此疑经考据之风十分盛行。本书自阎氏去世后已佚第3卷，第2、7、8卷亦佚数条。有《皇清经解续编》本、清嘉庆天津吴氏刻本、同治钱塘汪氏振绮堂补刻本等。 查看详情>>

亦称《周官》、《周官经》。中国古代职官政典。相传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来的一部古书，古文经学家认为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出于战国，也有人指为西汉末年刘歆伪作。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定为战国时代的作品。注本有东汉郑玄《周礼注》、唐贾公彦《周礼正义》、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等。中华书局1988年推出孙诒让《周礼正义》标点本，乃目前最好版本。全书共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冠、冬官司空等6篇。冬官司空早佚，汉时补以《考工记》。该书使用了许多古老的语言，记述了周代三百多种职官的官名、爵等、员数、职掌，涉及田制、兵制、学制、刑法、祀典等多项内容。虽然资料来源于西周、春秋、战国等不同时期，但由于作者的主观归纳和设想，故其设官体例和编制相当规整，其中包含着儒家关于国家体制和政治设施的理想。西汉末年王莽居摄，以周公自居，摹仿周制，这部书被当着“国典”，立于博士。东汉末郑玄作注，与《仪礼》、《礼记》并列于三礼之中，成为儒家经典，因而对后世政治制度、官制设置影响极大。北周苏绰、北宋王安石以及太平天国曾据此改革与创设官制，唐玄宗曾依《周礼》六官体例编纂《唐六典》。学术界有人认为《周礼》是一部理想化的职官行政法典。 查看详情>>

《春秋》学著作。又名《春秋左传正义》、《左传注疏》。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陆德明音义。六十卷。杜预注本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往经、传各自单行,至杜预始将二者合并,兼为之注,故名“集解”。杜预能综观全书,以《左传》中“凡例”为据,故其注颇有条贯;又注重史事与典制,能以经传相互发明,所注大多剀切;注文也极简要明通。故此书行世后,汉魏诸旧注渐以淹没。但也有望文生义、疏于地理等弊。孔颖达疏本名《春秋左传正义》。 查看详情>>

本书以《诸子学略说》和《诸子略说》为主，汇集太炎先生论诸子之大部分文字，精心编辑点校而成。太炎先生治学，贯通经、史、子、集，其于先秦之儒、道、墨、法等家学说尤有深入研究，其论诸子之是非得失，每有独到之见解，而又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诸子学略说》一书为太炎先生治诸子学之毕生心血，实为先秦诸子思想入门之最佳读物。 查看详情>>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廖平先后任教于成都补习学堂、成都选科师范、成都高等学堂、成都府中学堂、成都客籍学堂、成都县中学堂。《群经总义讲义》是其经学讲义。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群经总义讲义》共二册，其中第一册十六课：《雅言翻古》、《论作述》、《先野后文》、《世界进化退化分经表》、《大小六艺》、《教育史》、《开士智》、《忠敬文三代循环爲三等政体》、《礼失求野》、《神权驳》、《宗法非世族政治》、《中外古今人表》、《谶纬》、《阙疑》、《中国一人》、《墨学道学均出孔子辨》。第二册共六评：《尊孔》、《世界先野后文》（附《世界进化退化简明表》）、《教化由小而大》（附《孔子前后皇帝王伯不同表》）、《论知行之分》、《立德立功与立言之分》、《俟后新经》（附《专经统各科学表》）。后附《左氏春秋十二要》、《左氏春秋十论》、《左丘明考》。各课的写作有先后，又其目有与三十一年所拟《群经大义补题》相同者，当係本就《补题》撰録而别有增补。由于廖平在这几年读到不少西学译籍，故其书多以中学与西学互证，而对西人政治、学术、风俗多持批评态度。可惜其书今仅觅得第一册（蒙文通先生收藏，蒙默教授提供），已非完璧。不过下册及附録各题，多已刊于《国学荟编》等杂志，皆已收入本《全集》，基本上可见其全貌。今据光绪三十三年刻本整理。 查看详情>>

十卷。元赵汸撰。赵汸尊其师黄泽之说，《春秋》以《左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传》有所不及者，以《公》、《穀》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此书即是采陈傅良之说以补杜氏《集解》之未及。赵氏认为，杜预偏于《左传》，陈傅良则偏于《穀梁》，如果用陈氏之长以补杜氏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双方皆可得笔削义例。触类旁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但有补于杜注，有功于《左传》，即孔子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其《自序》云：“《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穀梁》以书不书发人，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传》始。”赵汸因其师黄泽《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基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之教，乃取《左传注》诸书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又十余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此书与其《集传》，在宋元皆为用力较勤之作。现存元至正二十年刻、明弘治六年重修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玉玲珑阁丛刻本。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