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诗话。清杨际昌撰。二卷。际昌字葭渔,号蓬莱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平仕履未详。此编记清代诗人诗事,故以“国朝”名。成书约在乾隆间。所记为清初诗坛,明末清初诸家,“或抗王师而死,或捐躯而死”者“自当属明”,其余概作为清人收入书中。《国朝诗话》是一部断代的诗活,专记入清后百余年间的诗人诗作。在选取标准上不拘于诗人之穷达、名位之微显。书中大致以人物立款目,或叙其经历遭际,或引称其诗之全篇,或寻章摘句,并略作评论。 查看详情>>

诗话著作。清方世举撰。方世举(1675—1759)，字扶南，号息翁，安徽桐城人。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科，不就。有《春及堂集》。方世举为方苞之弟，少从朱彝尊游，“泛览唐诗”，即作有诗话，未及成而弃去。中年在都下与翰苑诸同事“谈诗为事”，复录有《梁园诗话》，后亦亡佚。又在扬州与其侄方观承谈诗，观承录成诗话一册，未刊。《兰丛诗话》系其八十五岁时所作，凡一卷。桐城方氏，世习杜诗，方世举亦承此家法，篇中言及用韵、章句等法，大多取义于杜诗。其论诗先归于唐：“诗屡变而至唐，变止矣，格局备，音节谐，界画定，时俗准。今日学诗，惟有学唐。”再归于杜：“唐诗亦有变，今日学唐，惟当学杜，元微之断之于前，王半山言之于后，不易之论矣。”杜诗如一峰高峙，学者往往“登高自卑”，故“宜先求其次者”，“五古五律先求王、孟、韦、柳，七言歌行先求元、白、张、王”，七律则先求“白香山之疏以达，刘梦得之圜以闳，李义山之刻至，温飞卿之轻俊”等，杜甫举而众家皆各定其位。方世举虽崇杜，但其论杜诗亦偶有误，如谓杜诗七古无通韵者，即遭汪师韩《诗学纂闻》驳正。有《清诗话续编》本。 查看详情>>

诗论。清人吴乔撰。六卷。乔一名殳,字修龄,江苏昆山人。生卒年未详,约生活于顺治间。此编《四库总目提要》作八卷,不知所据。通行本为六卷。有吴氏自序及黄廷鉴、张海鹏跋。因作者于康熙二十年(1681)“与东海诸英俊围炉取暖”,“驰高论,发大笑”,“有及于吟咏之道者”,故以“围炉”名。有《清诗话续编》本。此书论诗宗旨是“意为主将”说,强调思想感情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于盛唐诗人最折腰杜甫,以其诗“篇篇有意”,对李商隐诗也很欣赏,屡加引证,指出其《有感》二长律“为甘露之变而作。”“意为主将”说强调以意驭词,而不可由字句来夺帅,提醒人们莫犯“以句害意”之病。“有意则有声色(声调铿锵、词采绚烂)如‘香稻啄残鹦鹉粒’亦善,无声色如‘杖藜叹世者谁子’亦善。无意总不善。” 查看详情>>

清吴景旭撰。八十卷。以天干数分为十集。甲集六卷，评论《诗经》，乙集六卷，评论《楚辞》，丙集九卷，评赋，丁集六卷，评古乐府，戊集六卷，评汉魏六朝诗，己集十二卷，评杜甫诗并考订其谱系，庚集九卷，评唐诗，辛集七卷，评宋诗，壬集十卷，评金、元诗，癸集九卷，评明诗。其体例仿陈耀文《学林就正》，“先列旧说于前，而杂引诸书，以互相参考。其旧说所无，而景旭自立论者，则列本诗于前，而附己意于其后。虽嗜奇爱博，不免有曼衍之失，然取材宏富，亦《苕溪渔隐丛话》之亚也。”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二十《集部》九《诗文评类》)有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和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 查看详情>>

诗话。清王士祯(1634—1711)撰。三卷。士祯有《王氏渔洋诗抄》已著录。此编成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总二百八十二条。士禛号渔洋山人,故名。三卷。论诗遵司空图《诗品》和严羽《沧浪诗话》理论,创“神韵说”,极力推崇王维、孟浩然诗中清远闲淡意境。对当时诗歌创作和理论影响很大。因过分追求不可捉摸的意境,讲究含蓄蕴藉,其甥婿赵执信曾作《谈龙录》力排之。有《清诗话》本。有“自序”。此书是作者晚年的回忆之作。内容为“生平与兄弟友朋论诗,及一时诙谐之语可记忆者”,在王士禛的数种诗论著作中理论价值较低。作者忆事及人,间或评点诗作,信笔写来,既表现出他提倡“神韵”、晚年重尊盛唐诗的观念。 查看详情>>

清代诗论著作。1卷。吴乔著。全书为问答形式,共27则。其论诗重视“命意”,要求“其中有人”,反对拘泥声韵,执着死法;提倡“三百篇”的传统,尊唐、薄宋,力贬明诗;强调诗的特征,并以米“酿而为酒”与“炊而为饭”来比喻诗与文的差异。在回答具体问题中，体现出吴乔的反拟古主义的诗歌主张。清初反拟古主义，始有钱谦益，其后冯班、吴乔等起而响应。吴乔论诗，主张诗要有寓意，他认为，唐诗的优点，就在于“读唐人诗集，知其性情，知其学问，知其立志”，而“明人以声音笑貌学唐人”，只是注重修辞形式，结果“千人一体”，终不能超过唐人。他最推崇的是晚唐李商隐的诗，这也可能与他推崇委婉寓意的诗歌主张有关，他曾选录李的无题诗，猜度其意旨，作《西昆发微》。吴乔认为拟古诗内容空虚，而强调寓意，这基本上抓住了要害。他指出“诗中须有人，……诗而有境、有情、则有人在其中”。“有人”与否、寓意的存无，决定诗句的“死”、“活”。诗句的死、活另外还与表现手法有关，在此方面，他最崇尚的是诗三百的“比兴”手法，“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作。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他还比较了唐、宋、明各代诗歌，认为“唐人作诗， 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说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说好，故不相入”，宋、 明诗的局限，就在于太实太露，无言外之意，而不象唐人那样“实话亦虚”。“比兴意在言外，不可以言求意”，这就是吴氏重视比兴的原因。答问中，吴氏还指出了诗文的区别， “唯是体制辞语不同”，两者都需有寓意，但是具体表现形式又不同。在论诗歌的演变时，他坚持“变复”主张， 强调“复”的同时，要“变”，这也是对拟古派的反动，这种见解是合乎艺术发展史的运动规律的。 查看详情>>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著作。清人袁枚(1716—1798)撰。十六卷,补遗十卷。枚有《小仓山房文集》已著录。初刊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内容多记当时诗歌创作的趣闻、轶事,间有对古今诗人和诗作的议论品评。其核心在于阐发作者的诗歌理论——“性灵”说,批评沈德潜的“格调”论、翁方纲的“肌理”说,评论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本乎性情,注重灵机。袁枚认为,“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舒怀抱”,他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强调:“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诗写性情,唯吾所适”;“诗,以言我之情也”。本书是继《原诗》之后的清代最重要的诗话著作。 查看详情>>

诗总集。清彭定求等编。共九百卷。明人胡震亨编《唐音统籤》一千零三十三卷,清初季振宜编《唐诗》七百一十七卷,采集唐人别集,搜求遗佚,成为包含较广的唐诗总集。此书诗作按体排列,并删去《统籤》篇末《章咒》四卷,《偈颂》二十四卷。当时修纂,除以《统籤》、《唐诗》为底本外,并用内府所藏唐人诗集参校,“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共收唐诗及五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并附唐五代词。此书以胡、季二书为底本,校补而成。纂修始于康熙四十四年三月,成书于四十五年(1706)十月。共收唐诗及五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并附唐五代词。计收作者二千二百余人。作者按时代先后排列,并系小传。书中间有校注,考订字句异同及篇章互见情况。 查看详情>>

词别集。清纳兰性德著。五卷。另补遗一卷。作者原有《饮水词》、《侧帽词》、《通志堂词》等词集，康熙间顾贞观等为之编订刊行。道光十二年(1832)汪仲安据顾本等汇抄二百七十余阕，按体编次，并附词评、词话，分为五卷，光绪间仁和许增刊入《榆园丛刻》，又加入《补遗》一卷，更为完备。此后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中华书局排印《四部备要》本，民国二十六年商务印书馆排印《丛书集成初编》本，民国二十六年重庆正中书局《饮水词笺》本，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排印本。198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之《饮水词》，则以《通志堂集》为基础，并参照康熙、乾隆、嘉庆间各种刻本进行校勘并补辑而成，是性德的词作汇编，共收三百四十八首，并附有关性德的传记、评论、年谱等资料，为今最足之本。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纳兰词笺注》五卷，附补遗等，为迄今唯一的纳兰词全注本。 查看详情>>

笔记小说集。清浩歌子著。十二卷。凡初编四卷,二编四卷,三编四卷。一百三十六篇。《八旗艺文编目》云:“满洲庆兰著。庆兰字似村,庠生,尹文端(继善)公子。”全书以记述奇闻异事为主,主人公常为狐精神鬼,花木妖魅。如《青眉》记狐女与竺姓皮匠相恋,狐女相夫立业,与恶势力斗争,《秦吉了》写小鸟秦吉了助书生梁生与豪门丫环相恋,嘱梁生破棺救出遭毒打而死的丫环,使其复活,遂成美满姻缘。此类篇章,赞扬忠贞爱情,谴责邪恶势力,颇具进步意义。然《天宝遗迹》记端五等入骊山背阴处石洞,见一青色玉屏,上有隶书,谓妃子避暑于此,洞忽巨响,诸人逃出后均暴死,遂封之,后亦无问津者,则纯为志怪之作。虽内容和形式步趋《聊斋志异》,但针砭现实之精神,艺术表现之工力,均相去甚远。有光绪年间上海申报馆铅印本、《笔记小说大观》本、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海通俗图书刊行社铅印本。近有1980年齐鲁书社排印本、198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