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诗文注。相传为周公所作，孔子及其弟子增益。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十一卷。璞(276—324)有《山海经》已著录。昺有《孝经正义》已著录。《尔雅》为中国最早以释义为主专门用以解释经传文字的著作。汉代立有《尔雅》博士，唐代写为“十三经”之一。“尔，近也;雅，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故名《尔雅》。(汉刘熙《释名》)取义于对经传文字之训诂，宜近于雅正，以合原义。秦代焚书，而汉代尚经学，训诂之学遂兴。《尔雅》训诂多与《毛诗训诂传》相通，但无毛诗精确，所论制度又多为周制，故推知可能去古未远，写在《毛传》之前，当成书于战国，又经汉儒补益。书按辞条义类分为十九篇。对当时解经(特别是诗经)及后世训诂学影响极大。邢昺《尔雅疏叙》谓“东晋郭景纯用心凡二十年，注解方毕。甚得六经之旨，颇详百物之形，学者祖焉，最为称首。其为义疏者，则俗间有孙炎、高琏，皆浅近俗儒，不经师匠”，而他自作义疏“考察其事，必以经籍为宗;理义所诠，则以景纯为主。”并经集体讨论而定稿。撰疏比较审慎，其书流传亦广，对了解古代文化、文学、文字学，皆有文献价值。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查看详情>>

又名《孝经正义》。宋邢昺疏。咸平二年(999)奉敕编撰、校定。唐玄宗曾于开元十年(722)取韦昭、王肃、虞翻、刘劭、刘炫、陆澄六家说及五经旨趣，注今文《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743)重注，亦颁天下。又诏元行冲(名澹)著《御注孝经疏》。邢疏即以行冲书为蓝本。三卷，一作九卷。每篇小目下疏明章旨，后则先释经文，次疏注文。《四库提要》云：《孝经》“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诏邢昺等修此疏始”。学者舍此，无由窥《孝经》门径。后采入《十三经注疏》。清阮元、严杰有《校勘记》。 查看详情>>

注释书。旧题谷梁赤传，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20卷。《谷梁传》初为谷梁赤传述，后由传其学者录为书。其传重在释《春秋》义例。传义之精，为公羊所弗及。魏晋以来，注《谷梁传》有尹更始、唐固、孔演等10家。自范宁作《集解》后，诸解皆废。范宁注本因兼载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记其姓名，故称《集解》。宁注矜慎，较何休《公羊解诂》严密。至杨士勋疏，与徐彦疏《公羊》不相上下。《公羊传》与《春秋》经初亦单行，以传附经，疑在范宁作《集解》时。今有《十三经注疏》本传世。 查看详情>>

《春秋》学著作。又名《公羊注疏》。东汉何休注，唐徐彦疏，陆德明音义。二十八卷。何休注本名《春秋公羊解诂》。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官至谏议大夫。东汉经学家，精研今文诸经，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文谥例》等，均佚。此书费时十七载。何休认为孔子修《春秋》有所谓“三科九旨”、“五始六辅”等“义例”。因持“义例”以释《公羊传》，系统阐发《春秋》之“微言大义”。较《左传》杜预注、《榖梁》范宁注为详。但说义理多过于深僻，遂至迂远甚或妄诞。训名物典制亦未可足信。但其说常成为后世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徐彦，生平不详，约生活于中、晚唐之际。其疏或采前人旧说，或征经稽传，或用日、月之例等以解何休之注及经文，皆有所发明。但牵合附会、鄙陋谬误者不少。行文多喜自设问答，文繁语复。此书音义部分，取自陆德明《经典释文》，以注音为主，时或释义与校正文字。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等。 查看详情>>

诗文注。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六十卷。丘明，鲁国太史。杜预(222—284)西晋政治家，儒学家。字元凯，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历任尚书郎、相府参军等职，著有《左传集解》等。《左氏春秋》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班固注作者“左丘明，鲁太史”。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左丘明。后人争议颇多，《四库全书总目》定为左丘明作，概亦有战国时人附益。左氏鲁史用夏历，按鲁君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十二世次第记事。取材于诸国史籍、简册、旧文，所记各国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及其人物均翔实而生动。原春秋经文与左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杜氏专修左传，认为前儒大抵转相祖述，未尽通左氏学，尝杂引《公羊》、《榖梁》以释传，且自乱体系，于是杜氏合经传于一编，“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采刘歆、贾逵、许淑、颍客诸说之长以解经传、排斥服虔等人旧说，条分缕析，剖析精微，使《左传》旨义畅达。故孔疏采杜预注，认为《左传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勿合，其可离乎?今校先儒优劣，杜为甲矣。”(孔颖达《序》)“然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刘炫曾驳杜解，凡所驳正，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故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于《春秋》也，(四库全书总目》)后世尊为文史名著。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查看详情>>

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所用《礼记》为《小戴记》，四十九篇。《隋书·经籍志》谓《小戴记》四十六篇，后马融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才有四十九篇，前人已辨其为误说。东汉时，郑玄据《小戴记》为之作注，元延祐中科试定《礼记》用郑玄注。郑玄之后，亦有多人注解。唐初存皇侃、熊安生二家。贞观中，孔颖达等奉诏著《五经正义》，作《礼记正义》就以皇侃本为据，以熊安生本补其所未备，但《礼记正义序》谓：“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愈而去愈远矣。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征稍繁广，又既违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两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疏务申郑玄之注，未免有附会之说。其书本为七十卷，后清钦定为六十三卷本，阮元校刻因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甚高：“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矣，陈澔之流益如莛与楹也。”今存《十三经注疏》。 查看详情>>

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玄与公彦有《周礼注疏》已著录。此书为记载周至战国时期儒家传习礼仪的最早著作。自西汉高堂生所传《士礼》今文本，数传而有大戴(戴德)本、小戴(戴圣)本及刘向《别录》本。郑注兼取今文本及古文本十七篇(出自孔子壁之《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今文经大体相同)，“其从今文而不从古文者，则今文大书，古文附注”;“从古文而不从今文者，则古文大书，今文附注。”其所以不采大、小戴本，因为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故郑用之，二戴尊卑吉凶杂乱，故郑不从之也。”(《四库全书总目》)，贾公彦据郑注而又依齐黄庆、隋李孟悊之疏而益之，定为今本。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误殊甚，顾炎武《日知录》及阮元校勘记曾指出多处，可供读时参考。此编十七卷次第为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此目排列顺序先人事，后鬼神，较之二戴本为合理。自“丧服第十一”以下都属丧葬祭祀的仪礼，且繁文缛节，不胜其扰。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查看详情>>

儒家经典注疏。四十二卷。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宋人合刻附唐陆德明音义。玄有《周易注》注已著录。公彦洺州永年(今属河北省)人，永徽中官至太学博士。事迹具《旧唐书·儒学传》。《周礼》又名《周官》叙六官之事。西汉不传，东汉有郑众、贾逵(二人从杜子春学礼)、郑兴、马融诸家注说。郑玄融汇众说，集成《周礼注》，简明扼要，使之大行。郑玄肯定此书为周公所作。贾疏在北周沈重《周礼义疏》基础上，集魏晋六朝诸家之说，阐释郑注，于礼乐军赋诸方面引证详赡，说理透彻，为后世所肯定。《四库全书总目》引《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又云“元(玄)于三礼之学本为专门，故所释特精，惟好引纬书，是其一短，……然纬书不尽可据，亦非尽不可据，在审别其是非而已，不必窜易古书也。又好改经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日当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后连篇累牍，动辄错简，则亦不必苛责于元(玄)矣。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按、郑、贾两人为汉唐著名礼学大师，此为早期带有总结性的礼学著作。为研究古制礼俗之重要参考书。此书“隋志”作十二卷，贾疏文繁析为五十卷，新旧唐志并同，今本作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并。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可参考一九七二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林尹注译《周礼今注今译》一书。一九八五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有此书复印本。 查看详情>>

简称“孔疏”。诗文注。唐孔颖达撰。四十卷。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及祭酒。贞观十六年(642)奉唐太宗诏命与诸儒共撰《五经正义》，颖达为主编。此为其中之一种。原出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颖达总其成。其书乃是对《毛传》及《郑笺》的疏解。“笺”曰注，“正义”曰疏，合称《毛诗注疏》。“其书以列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四库全书总目》)盖以吸取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之成果，更以皇家组织编书队伍，披览宏富， 自能有所发现。如对《史记》孔子删诗说之质疑，则不拘于成说。训诂、注疏均持慎重态度，以“疏不破注”为原则。故亦难于超越《毛传》、《郑笺》范围，缺乏批判精神，而疏解亦尝流于烦琐。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查看详情>>

《尚书》学著作。唐代颁行的《五经正义》之一，二十卷。孔颖达等撰。唐贞观年间，“新定五经”颂布后，太宗又命撰《五经义疏》。由孔颖达领衔，王德韶、李子云等执笔，撰《尚书义疏》。该书以梅赜所献伪《孔传古文尚书》(《舜典》篇用姚方兴所献本)为底本，甄录南北朝以来各家旧有疏注，尤其是刘焯、刘炫的旧疏，“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尚书正义序》)，加以综合发挥而成。初稿撰成后，几经讨论修改，马嘉运驳正其失，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增损其辞，直到高宗永徽四年，始定稿刊行，定名为《尚书正义》。从此，《尚书》各种异文版本以及各家学说不再流行。由于该书抛弃和排斥马融、郑玄、王肃等注本，而肯定伪《孔传古文尚书》，不仅使人们对《尚书》真正版本的面目认识模糊，而且常常使自身的解说陷入矛盾之中，不能自圆。然而，此书保留了汉以来经学界研究《尚书》的一些成果，特别是使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得以流传下来，应该是一大功绩。有《十三经注疏》本。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