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克·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年3月20日-1906年5月23日),挪威剧作家。生在希因一个破产商人家庭,16岁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在格里姆斯塔得一家药店当学徒。易卜生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浪潮激励下开始写作,1850年完成第一个剧本《卡蒂利那》,表现出要求民主反抗暴政的自由思想。同年来到首都克里斯蒂安松(今奥斯陆),想要进入大学深造,但未能如愿。他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在《工人团结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资产阶级市侩,同时发表独幕剧《勇士墓》,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1852年,易卜生应聘为卑尔根民族剧院的编剧,写了历史剧《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上演于1855年,出版于1857年)、抒情剧《苏尔毫格的宴会》(1856)、《赫尔格伦的海盗》(1857)。1858年任克里斯蒂安松挪威剧院的艺术指导,先后写了《爱情的喜剧》(1862)、《觊觎王位的人》(1863)等剧本。易卜生对资产阶级市侩的揭露,引起资产阶级报刊对他的围攻。
1864年,易卜生愤然出国,先后侨居意大利的罗马和德国的德累斯顿与慕尼黑。他在意大利写了诗剧《布朗德》(1866)和《彼尔·英特》(1867)。这两部作品都具有象征性的伦理意义,表现了知识界的朦胧追求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70年代初,易卜生写了许多政治诗和历史题材的哲理诗,以及历史剧《凯撒和加里列亚人》(1873)。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期是易卜生戏剧创作的繁荣时期,他陆续发表了《社会栋梁》(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等著名的社会问题剧,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从80年代中期起,易卜生创作中的战斗精神开始削弱,他的思想中悲观主义情绪有所增强。1891年,经过27年的国外侨居生活之后,易卜生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一生的最后20年里写了《野鸭》(1884)、《罗斯麦尔霍姆》(1886)、《海上妇人》(1888)、《海达·加勃莱尔》(1890)、《建筑师索尔奈斯》(1892)、《小埃欧尔夫》(1894)、《约恩·加勃里埃尔·博克曼》(1896)、《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1899)等剧本。
易卜生的创作是欧洲戏剧发展一个新的阶段,它本身在50年的过程中也经历了重大变化。早期的剧本《卡蒂琳》响彻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回声,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卑尔根时期的创作是在所谓“民族浪漫主义”(即挪威式的浪漫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个时期的剧本多取材于古代挪威的历史和民间传说,在对古代英雄的歌颂中激发着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60年代后半期的诗剧多采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人的精神反叛”,发出“向高处去”的模糊号召。从《社会栋梁》起,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剧本称作社会问题剧,基本主题是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外表的宁静与其内在的不稳定之间的矛盾。在《玩偶之家》一剧中,海尔茂家庭的幸福和安逸原来不过是一种布景而已,在这后面隐藏着的是这位“正人君子”的利己主义以及给妻子娜拉造成的痛苦。易卜生的这些社会问题剧针对着生活中存在着的尖锐社会问题,通过对典型的人物和事件的剖析,从根本上推翻了公认的道德标准,揭露了资本主义生活秩序的不合理。剧本的论争性不露痕迹地体现在生动的情节和真实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之中,达到了思想内容和戏剧性的统一。易卜生晚年在尖锐激烈的现实冲突面前感到绝望,在创作中流露出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有的剧本表现出象征主义的特征,有的则接近于新浪漫主义。
易卜生为追求人的精神解放和创造新的戏剧艺术奋斗了终生。他的戏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精神危机的条件下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世界剧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之一。写于1882年。中译本载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易卜生戏剧四种》,潘家洵译。全剧共分5幕。一译《国民公敌》。通过一个小镇发生的一起事件,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反人民本质、私有者的唯利是图、新闻界的趋炎附势。斯多克曼医生从一个兴建中的疗养区矿泉发现了危险的病菌,认为这是传染疾病的根源,因此主张改建矿泉管道。但这样做会影响资本家的收益,市长(他的哥哥)和义父(制革厂老板)打着“公众意见”的旗号,要求他保持缄默。斯多克曼医生愤然拒绝,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决定举行讲演会,向市民说明真相。而市长却在报界、房主等私有者的支持下,利用这次集会以表决的“民主方式”宣布斯多克曼医生是“人民公敌”。斯多克曼医生是个单枪匹马的人物,他不了解资产阶级的“多数”的虚假性,而把人民群众也包括在这种“多数”里,因此认为“最孤立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实际上宣扬的是进行“精神反叛”的个人主义思想。 查看详情>>
挪威易卜生的戏剧。1869年以后,易卜生开始以社会和家庭题材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这类剧被称为“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是其代表作。作者通过娜拉的婚姻问题,提出了当时挪威的伦理道德、宗教法律和妇女解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剧始,娜拉的婚姻看上去是幸福的,但却蕴藏着危机。几年前,为了给丈夫治病,她伪造父亲签名筹措了一笔钱,这件事她一直瞒着丈夫,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悄悄将这笔钱还上。但事不凑巧,海尔茂新近要辞退的职员正是掌握娜拉伪造签名证据的人,于是事情被揭穿,海尔茂顿时怒火万丈,痛斥妻子下贱无耻、毁了他的名誉和前程,并声言要剥夺她教育子女的权利。当事态意外得以平息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我没事了”。这件事使娜拉彻底认清了丈夫的自私虚伪以及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她毅然抛弃了这附庸地位,走出了家门,娜拉的独立精神与反抗意识为争取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妇女树立了典范。但如鲁迅所问:娜拉走后会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易卜生是无力回答的。 查看详情>>
四幕悲剧《罗斯莫庄》发表于一八八六年,翌年即在挪威、丹麦上演。这出戏的写作,与一八八五年剧作家回挪威小住有密切关系。易卜生在特隆赫姆工人联合会为他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讲了自己新近对政党纷争局势与人民精神生活状况的观感。他认为,挪威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还缺少真正的民主与自由;挪威社会需要“品质、意志和灵魂上的高尚”。他返回德国后,就迫不及待地在慕尼黑构思、写作这出新戏。此剧在中国,除了潘家洵的译本,还有刘伯量的《罗士马庄》(1930)。 这出戏的主人公罗斯莫牧师是罗斯莫庄的最后的继承人,虽已退职在家,但凭着罗斯莫这个古老望族的声誉,在地方上仍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妻子碧爱特遵守罗斯莫庄的古老传统,热爱自己的丈夫,但不知为什么竟从庄园的一座桥上跳进水沟自杀了。对此事,大家都讳莫如深。从此,给碧爱特做伴并料理家务的吕贝克小姐更能畅行无阻地影响罗斯莫了,她使他从保守的方面转向急进的潮流。 查看详情>>
又译《社会栋梁》或《社会柱石》。挪威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创作于1877年的四幕话剧。剧中主角博尼克是个唯利是图的船主,以正直的企业家和道德高尚的人自诩,为了巩固自己的名声,散布谣言,中伤自己的妻舅约翰。多年以后,约翰带着异父同母妹妹洛娜从美国回来,博尼克从前曾经追求过洛娜。在资产阶级社交界为博尼克举行的庆祝会上,他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陷于绝望,假意忏悔,使宾客们大为震惊。但博尼克又提出分享修建铁路的利益的建议,于是他那一度动摇的威望重新恢复。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支柱”。
查看详情>>
五幕悲喜剧《野鸭》发表于一八八四年十一月。早在这一年九月初,易卜生就在一封信中预告,这个剧本和他过去的剧本在许多方面不一样,很可能引起争论。它可能把年轻的作家引上新的创作道路,可以说这是件“很好的事”。这里指的是他过去所宣扬的缺乏理想的危险性,现在开始强调强迫别人接受不切实际的“理想”的危险性,还有他在表现手法上的创新。一八八五年一、二月间,这出戏在挪威、瑞典、丹麦各大剧院上演,舞台效果很好。关于这出戏的评价,也如剧作家自己所说,有人赞叹不止,有人竭力反对,意见分歧是明显的。 剧情是在两个家庭间展开的,一个家包括工商业资本家老威利和他的儿子格瑞格斯,另一个家包括照相馆老板雅尔马,他的父亲老艾克达尔中尉,妻子基纳和女儿海特维格。启幕之前,两家已有一段纠葛。艾克达尔和威利曾合伙经营一家林业公司,由于非法交易而受到政府取缔,狡诈的威利说他什么也不知道,结果艾克达尔一人承担全部罪责。艾克达尔出狱时,一点办法也没有,威利让他在办公室抄写文件,报酬优厚。他还把自己玩弄过的女仆基纳许配给雅尔马,并资助雅尔马学照相,成家立业。充满幻想的格瑞格斯对父亲很不满意,长期在父亲的一座矿山工厂工作。 查看详情>>
挪威社会问题剧。易卜生著。1881年出版。中译文1919年《新潮》杂志刊出,潘家洵译;1949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重印。女主人公阿尔文太太接受曼德牧师的教训,忍气吞声地同放荡荒淫的丈夫过日子,苟安于恶劣的家庭生活,心甘情愿地恪守妻子的本分。她把儿子欧士华打发离开家,以免受其父的影响,但后来欧士华学业成就回家来,却与女佣人调情。阿尔文太太惊恐万状地喊道,她被一大群鬼死缠着。这里说的鬼,是一切早已死亡或正在死亡的东西在社会上留下的残余影响,它们很顽强,象一座大山把人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剧终时,阿尔文太太在绝望的痛苦中呼号: “给我阳光!”剧本的锋芒主要指向资产阶级的家庭、道德和宗教,并号召人们向“群鬼”展开无情的斗争。它的上演,推动了欧洲的戏剧革命运动,也引起了挪威国内卫道者的极大仇视。 查看详情>>
集海阁网站拥有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源,涵盖了各个领域的经典著作,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宝库。
本站非营利性站点,以方便网友为主,仅供学习。
京ICP备2021027304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