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卷。附《郑氏诗谱补亡》一卷。欧阳修(1007-1072)撰。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历任滁州太守、参知政事、兵部尚书等职。因批评朝政、参预革新,屡遭贬谪。晚年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对青苗法表示异议。于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卒谥文忠。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诗、词、赋,文俱佳,而以文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文主张明道取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 查看详情>>
我们的目录学历史悠久。汉代刘向、刘歆编制《七略》、《别录》,奠定了基础,此后,目录学不断发展,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我国古代目录学家留下的许多目录以及目录学专著,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视为引导我们打开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宝库的一把金钥匙,是逐步了解、利用、掌握这一宝库不可缺少的向导。所以古人称目录学为读书治学的门径,这无疑是恰当的。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 查看详情>>
“苏门四学士”指北宋后期在苏轼提携下而知名于时的四位诗人: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苏轼作为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享有盛誉,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宋史·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同时也是苏轼最先将四人的名字并提,“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 查看详情>>
——减灶诱敌,设伏聚歼公元前341年,魏惠王派庞涓联合赵国引兵伐韩,包围韩都新郑(今属河南省)。韩昭侯求救于齐。齐以田忌、田婴、田盼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经曲阜、亢父(今山东济宁),由定陶进入魏境,矛头直指与大梁近在咫尺的外黄(今河南民权)。庞涓闻讯,忙弃韩而回。魏惠王深恨齐国一再干预魏国的大事,乃起倾国之兵迎击齐军,仍以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随军参与指挥,誓与齐军决一死战。孙膑见魏军来势凶猛,且敌我力量众寡悬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便决定采用欲擒故纵之计,诱庞涓上钩。他命令军 查看详情>>
关于宋元伎艺“说话”的内涵与形态,现有的含混的解释和确切的判定都有可商可量之处。比如在“说话”家数的问题上,鲁迅以来的涉论者不论是排斥、还是接纳合生、商谜等伎艺,其习惯思维普遍是把“说话”比类爲后世的说书,解释爲讲说故事,如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曾以此思维作过一个总结,得到了普遍赞同,被认爲“是可信的,是最爲确切的”。[1]如此,则讲说故事就成爲“说话”伎艺基本的宗旨和形态。然而,这一思 查看详情>>
经学的终结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辛亥之后第一代新传统主义者终于因政局的变动而以尴尬告终,但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并没有因其失败而结束。也就是说,当中国不得不面对世界而走向现代的时候,传统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传统与现代是否就是对立的两极,传统难道就没有一点积极的意义吗?平心而论,无论新传统主义者的论证多么荒谬,多么漏洞百出,但他们所关注的这些问题本身无疑是对辛亥革命这一急剧性的政治变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弥补和修正,因而其积极意义也不应低估。但是,由于新传统主义者过分张扬传统的积极意义,尤其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学理的 查看详情>>
在《庄子祠堂记》中,苏轼提出了一个在儒学史和庄学史上都颇为著名的命题:“庄子阴助孔子。”此说一出,有人击节赞赏,也有人大不以为然。马端临《文献通考》誉之曰:“此段议论诚醇正,无异圣贤之格言。”王世贞《读书后·读庄子二》则訾之曰:“余谓太史公非识庄子之粗者,轼乃识庄子之粗,而巧为之蔽者也。”①自此以后,不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庄子阴助孔子”说遂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前人对此一话题 查看详情>>
第1部 《论语》 孔子 (春秋公元前551-前479)第2部 《道德经》 老子 (春秋生卒年不详)第3部 《庄子》 庄子 (战国约公元前369-前286)第4部 《孟子》 孟子 (战国约公元前372-前289)第5部 《墨子》 墨子 (战国约公元前468-前376)第6部 《荀子》 荀子 (战国约公元前313-前238)第7部 《韩非子》 韩非 (战国公元前280-前233)第8部 《孙子兵法》 孙武 (春秋生卒年不详)第9部 《左传》 左丘明 (春秋生卒年不详)第10部 《楚辞》 屈原 (战国约公元前3 查看详情>>
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曾说:“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再次韵并引》)南宋初年,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三引述此说,后来成为江西诗派重要的诗学理论。然而此说实出自苏轼,他于熙宁八年(1075)《题柳子厚诗二首》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可见,“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是苏轼论诗之语,但诗学史自来对此忽略了。我们如果比较苏轼与黄庭坚诗的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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